黄檗三坛戒会与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

一  三坛戒会的诞生与汉月的《弘戒法仪》

在十七世纪，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来说，三坛戒会都是一种新兴事物。从元代到明代中期，立志修习禅道的出家人们，大部分都是在律宗的寺院中接受比丘戒，禅门的清规中也几乎不涉及小乘戒的授受。

直接促成禅院三坛戒会诞生的契机是明末的戒律复兴运动。明代中期，随着授戒僧侣数量的大增，其质量开始面临滑坡的窘境。作为佛教教团管理者的国家权力，决定放弃对戒坛的管理维护——弘治年间（1488-1505），官府开始广泛地施行戒坛封锁政策。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十分恶劣：对戒律漠不关心的僧尼越来越多，同时“狂禅者”[1]也大量出现在市井街巷之中[2]。戒律的复兴迫在眉睫。

    圣严法师将明末所复兴的戒律分为云棲莲池（1535-1615）和古心如馨（1541-1615）两个系统。云棲以大乘思想为基础，提倡禅·律·净土一致，主张用戒律规范教团的生活。而古心则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了复兴律宗身上[3]。鲁海军则认为应该把明末期的戒律分成云棲莲池（净土系）·古心如馨（律宗系）·汉月法藏（禅宗系）三个派别[4]。而马海燕把明清时代的授戒系统分为了“律宗授戒法系”（代表者古心如馨）“禅宗授戒法系”（代表者云棲莲池）“革新授戒法系”（代表者藕益智旭）三种，并指出三者的流传地区各不相同[5]。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各个学者的说法之间有些许矛盾，但他们都一致肯定云棲和古心对于戒律复兴运动的贡献。

汉月法藏（1573-1633）与云棲，古心两者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图1所示）——他在学道期先后两次向云棲求戒，云棲却因顾虑到官府的戒坛封锁政策，仅授予了他沙弥戒；于是，汉月法藏转向古心，在古心手下接受了比丘戒。汉月于天启三年（1623）参考古心所著的《经律戒相布萨轨仪》，云棲的《戒疏发隐》，并结合在杭州昭庆寺的受戒经历，编著了《弘戒法仪》。禅寺的三坛戒会的仪轨，也随着这本书的印刷而逐渐固定下来[6]。

图1   汉月法藏戒律思想来源

汉月的《弘戒法仪》分为上下两卷，现收录于《卍续藏》中。卷首的目录显示此书本有三十三章。但现行的二卷本之中，上册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下册是第十二到第二十六章的内容，第二十六章以后的正文业已散佚。刘晓玉将有关三坛戒会的第一章到十九章的内容分为了四类（三皈五戒仪·授沙弥戒仪·授比丘戒仪·授菩萨戒仪）[7]，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授戒儀軌推進表

二  隐元的《弘戒法仪》与现存本

汉月法藏在五十二岁之时（1625）拜入隐元的师祖——密云圆悟（1566-1641）的门下。也就是说在法系上，汉月是隐元的师叔。上世纪50年代，林雪光于万福寺松隐堂，发现了一份宽文十三年（1673）的《黄檗开山塔院经书目录》。这份目录中《抄本弘戒法仪》旁，标注着“开山和尚带来的”这一重要信息[8]。由此可知，隐元在渡日之时，也将汉月的《弘戒法仪》一同带入日本。

明历四年（1658），隐元住持大阪普门寺之际，重新编订了一版《弘戒法仪》并付之印刷。隐元的《弘戒法仪》大部分内容承袭自汉月，但在总体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动。隐元的《弘戒法仪》现存诸多版本。在驹泽大学编纂的《新纂禅籍目录》中，将不同版本分为了四类（如下表所示）。除《新纂禅籍目录》提到的之外，长谷部幽蹊还在大正大学图书馆发现一册。该版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有句逗，有日文的返点·送假名标注，卷尾附有《授戒日规》”，与《新纂禅籍目录》中的第三类类似[9]。

表2『新纂禅籍目録』中『弘戒法儀』的版本[10]

东京禅林寺中还有一本平久保章批注的《弘戒法仪》，其构成也和上述的第三类相同。另外，京都大学图书馆和万福寺文华殿中也存留有5册。以上6册未被先行研究提及，因此并没有固定的名称。这里姑且用以下的名称指代。这6册的特征如表3所示。

１　京都大学本　　　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蔵

　　　２　法雲寺本　　　　大阪法雲寺蔵　（万福寺文華殿藏有影印本）

　　　３　悦峰本　　　　　　原万福寺塔頭真光院蔵　現万福寺文華殿蔵

　　　４　緑樹庵本　　　　万福寺塔頭緑樹庵蔵　（与『弘戒引請内規』（１７４６）影印本同函）

　　　５　吉永本　　　　　　吉永雪堂旧蔵　現万福寺文華殿蔵

      6 禅林寺本            平久保章旧藏 现东京禅林寺藏

表3 未被先行研究提及的诸版本

所有这些版本中，登载了《授戒日规》的，除了先行研究中提及的驹泽大学收藏的第三类和大正大学本之外，还有禅林寺本，绿树庵本，吉永本和禅学大系本。各本中《授戒日规》内容基本一致，仅在有关读音的注释上有少许不同之处。禅学大系本为唯一活字印刷的近代出版物，其正文上面的空白，散落着提示唐音读法的注释。另外，正文当中还点缀着三幅图解，即“初六授比丘戒设位式”“迎戒式”“初八授菩萨戒设位式”（示例见图2）。

笔者浅见，对《授戒日规》进行了深入考察的先行研究，仅有长谷部幽蹊的《明清佛教教团史研究》一例。长谷部将《授戒日规》与清代广泛流传的戒本《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丛林规略》相对比，总结各自的戒期安排与法具使用情况。他认为《授戒日规》与《黄檗清规》中的弘戒日单，都是反映明末清初中国江南地区授戒实况的资料[11]。

不过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印刷有明历四年（1658）落款的各现存本《弘戒法仪》，均以《沙弥得度仪轨》（出自汉月的著作）收尾，不见《授戒日规》（未见于汉月的著作）的身影。同时《授戒日规》中有关仪式和场所的记录，也与《弘戒法仪》正文有着诸多不同。

另外，万福寺所藏的《本山历代戒坛执事名册》[12]中，“宽文五年（1665）第二会”处，写有“引请……月潭道澄（1636-1713）[13] 此时始编授戒日规”。东京禅林寺所藏的《檗门开戒集》[14]中“第六会贞享乙丑二年（1685）三月初八日开戒”处，写有“月潭道澄 制授戒日记[15]列行”——针对这一点，中村秀晴的论文也提供了佐证，他指出日本僧人月潭道澄撰写过《黄檗授戒日规》一册（现已逸失），虽然其与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的关系不得而知，但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授戒日规》更应该是反映日本方面黄檗三坛戒会的资料。

图2  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的注释（右上红框部分）与图解（中间蓝框部分）[16]

三   三坛戒会的意义·实施·流传

与当时日本的佛教界相比，隐元所带领的黄檗教团十分强调戒律的重要性。他们运用各种手法将戒律有形化，三坛戒会便是其中重要一环。

　　『隠元禅師年譜』　「寛文三年癸卯」

　　　…腊月朔日 設為戒壇 用資恩有 計師開堂將三十載 說戒一十六度 受戒弟子不知其數

而此土則成初會 為開戒之祖

隐元在中国说戒16次，在日本参与三坛戒会3次。日本万福寺的第一次三坛戒会于宽文三年（1663）举办，这一盛会于12月8日结束。12月11日，龙溪性潜（1602-1670）等谢戒，请隐元上堂，隐元留下了以下的文字。

隠元語録　『太和集』[17]

臘月十一日 戒子性潛等謝戒 請上堂雲：梵網尊經 清淨圓滿 如來同諸化佛 光中流出 陶鑄三賢　　　　　　　　　　　　　　十聖無量人天之模範　金剛宝戒大乘菩薩有力漢子一肩荷負 可為今学当学四生万善之根基 根基牢固 則無量無邊諸功德海自此而成矣

   在隐元看来，金刚宝戒是万善之根本。木庵语录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京都黄檗山第四十六代住持隆琦大雄（1848-1929）在介绍三坛戒会时总结道，“戒乃第一安稳功德的住所”[18]。  由此可知，黄檗宗对于戒律的重视贯穿了整个江户时代。

　   『黄檗木庵禅師語録』 「示諸戒子」[19]

　　　　　　　　混融萬法性 妙德意無殊 體淨圓心月 胸清潔戒珠

　　　　　　　　祥光照遍界 紫氣映千夫 嚴靜金剛宝 希奇太乘徒

另外，京都万福寺的经济基盘建立在将军所赐的400石寺领之上。因此在各项法事活动中，为幕府祈福也成为黄檗山的重要任务之一。京都黄檗山的三坛戒会规模很大，往往超过千人，因此举办时须向京都町奉行所报备。如在享保十二年（1727）的《知客寮须知》中留有这样的记录。

一、来る申三月八日より同十五日迄、先例に任せて、御祈禱の為、三壇戒会執行仕り度く存じ奉り候

此段大意为三月八日到十五日，以“御祈祷”为目的，依照先例举行三坛戒会。由此可知，黄檗三坛戒会也具备一定的为‘国‘祈福的功能[20]。

  作为黄檗宗最隆重的法会之一，幕府对三坛戒会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管理——这一盛事只被允许在京都万福寺和江户瑞圣寺举办。根据《本山历代戒坛执事名册》记载，京都万福寺前十次的三坛戒会举行日期如下所示。

表4  京都万福寺前十次三坛戒会举办情况

  黄檗三坛戒会一经开展，其影响力迅速拓展到日本临济曹洞两宗当中。两宗的僧人不止以个人名义前来黄檗山受戒，曹洞宗还依此发展出自己的授戒会——该授戒会诞生于月舟·万山禅师以及其身边的僧侣们（月舟·万山两位禅师与黄檗教团有着深入的交流）。授戒会期间，众受戒者在戒师·教授师·引请师的带领下进行长达7日的礼忏活动[21]，这些设定明显可以看到黄檗三坛戒会的影子。

。

四  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的作成时间

如第二章所述，《授戒日规》详细记录了三坛戒会的日程，类似于戒会的“操作手册”。目前《授戒日规》共发现有6种版本，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是唯一活字印刷的版本。其成立年代虽然不为所知，但其中涉及大量有关建筑物的内容，我们可以依据万福寺和瑞圣寺各建筑物的造营情况对其成立时间加以推测。另外《黄檗清规》梵行章中载有与《授戒日规》类似的图解，两资料中“授菩萨戒设位图”的差异，也是我们探求其作成时间的重要线索之一。

《授戒日规》的仪轨按照戒会日程的顺序编纂。每日的日程与所提到的建筑如表5所示。

表5 「授戒日規」中出现的建築与地点

由表5所示，《授戒日规》中有关坛·寮·堂的记录很多。”设坛””入坛””进坛””出坛”等词汇中的坛，指代在戒期中法堂或佛殿设置的戒坛；寮包括”书记寮””侍者寮””直坛寮””羯磨师寮””诸师寮”；堂则包括”明堂””过堂””参堂””上堂”等。”明堂”指代禅堂正面的明楼，或者其左右的空地。”过堂”是指穿过禅堂或到斋堂吃饭，从《授戒日规》初一日中午的”过堂饭讫归坛”以及初二日的”归位过堂粥归坛”的记录来看，《授戒日规》中的”过堂”应取第二种释意——即到斋堂吃饭。”参堂”指进入僧堂或禅堂。”上堂”意为在法堂或者佛殿说法[22]。综上所属，授戒日规中所提及的建筑物，包括方丈·佛殿·禅堂·斋堂··开山堂·法堂·天王殿·戒坛，以及诸寮。

据《御府内备考续编》《瑞圣龟鉴》记载，日本的三坛戒会只有京都万福寺和东京瑞圣寺两处道场。因此摸清两寺早期的造营活动十分必要。

表6 万福寺·瑞聖寺各建筑的建立年代[23]

万福寺的主要营造活动集中在隐元和木庵住山期间。以木庵禅师退隐时的延宝八年（1680）为界，在该年之前营建的建筑如下表所示。授戒日规中所需的基础设施（方丈·大雄宝殿·禅堂·斋堂·开山堂·法堂·天王殿），大概在延宝三年（1675）的时候完备。

瑞圣寺则始建于宽文十一年（1671），建寺前四年由木庵住持，从延宝三年（1675）到贞享四年（1687）由铁牛道机（1628-1700）担任住持。铁牛隐退之时写下的《瑞圣龟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禅堂斎堂厨庫書院廊廡鎮守祠達観亭微笑庵向陽軒経堂土蔵倉庫諸寮…皆予手中所新造也。至於山 門大殿天王堂方丈寢室祠堂浴室鐘楼…亦皆予年々所修補也[24]

由此可知，在1675年到1687年之间，铁牛新建了禅堂·斋堂·库厨·书院·廊庑，同时修整了山门·大殿·天王堂·方丈·寝室·祠堂·浴室·钟楼。瑞圣寺的基本构建在1687年得以完成。

接着我们来看《授戒日规》中的“初八日菩萨戒设位式”示意图。

在《黄檗清规》当中，有一张与之非常类似的绘图——“初八日授菩萨大戒设位”。《黄檗清规》作成于宽文十二年（1672），以隐元之名发表，由隐元的法孙高泉（1633-1695）代作[25]。其描绘的菩萨戒设位图中，中间的高座布置了卢舍那佛，卢舍那佛的左边是菩萨戒会场的教授师弥勒菩萨，右手边是充当羯磨师的文殊菩萨。图的右下角的高座上，依此排布着戒源天童老和尚（即密云圆悟），十方诸菩萨，十方诸佛，优波离尊者，南山澄照律师的排位。

图3  授菩薩戒設位图：黄檗清規（左） 授戒日規（右）

《授戒日规》中的示意图虽然大体上与黄檗清规的记载一致，但也有几分不同之处。首先，右下角的南山澄照大律师与戒源的位置相互调换，同时堂头[26]的面向也随之改变。另外，戒源从密云圆悟改成了“开山老和尚”。《黄檗清规》借隐元之名作成，将戒源和尚设定为当时已经故去的密云圆悟，再自然不过。而《授戒日规》里所写的“开山老和尚”，则应指代万福寺的开山隐元或瑞圣寺的开山木庵。考虑到戒源和尚的位置与各位神佛和古人设置在一起，此图至少应该绘制于隐元去世之后，即宽文十三年（1673）之后。

综合万福寺·瑞圣寺建筑的创建情况和“初八日菩萨戒设位式”图，我们可以发现万福寺在延宝三年（1675）集齐了《授戒日规》中所需要的建筑物，而瑞圣寺直到铁牛退隐的贞享四年（1687）才做到这一点。并且，从《授戒日规》中把戒源和尚从密云改成隐元（或木庵）这一点来看，其成文时间应该比宽文十二年（1672）出版的《黄檗清规》要晚一些，隐元过世（1673）之后所作的可能性很高。 所谓“授戒日规的内容反映了明末江南大寺院中三坛戒会的样貌”这一推测，很可能存在错误，《授戒日规》至少于延宝三年（1675）之后才得以成型。

总结

明末诞生的三坛戒会，其仪轨随着汉月法藏的著作《弘戒法仪》出版而固定下来，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广泛传播于中华大地。于此同时，隐元的东渡使得它传播到日本，成为日本黄檗派的重要法事之一。隐元在日本重编了一版《弘戒法仪》，如今在日本万福寺文华殿·驹泽大学图书馆·东京禅林寺等地存有多个版本。部分版本在篇尾追加了《授戒日规》作为附录，其中活字印刷的仅存于1913年出版的《禅学大系：戒法部》一例。

长谷部幽蹊认为《授戒日规》是反映明末清初中国江南地区授戒实况的资料。不过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印刷有明历四年（1658）落款的各现存本《弘戒法仪》，普遍以《沙弥得渡仪轨》收尾，不见《授戒日规》的身影。同时《授戒日规》中有关仪式和场所的记录，也与《弘戒法仪》正文有着诸多不同。另外，中村秀晴指出日本僧人月潭道澄（1636-1713）撰写过《黄檗授戒日规》一册（现已逸失），虽然其与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的关系不得而知，但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授戒日规》更应该是反映日本方面黄檗三坛戒会的资料。

笔者将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的内容，与京都万福寺与东京瑞圣寺各建筑物的创建时间相比对。两寺中较早完成营造活动的万福寺，也至少在延宝三年（1675）才具备《授戒日规》所需的环境。同时，根据《黄檗清规》和《授戒日规》中“授菩萨大戒设位图”的差异，可知禅学大系本《授戒日规》的成文时间大致晚于《黄檗清规》（1672）。综上所述，《授戒日规》反映了17世纪末期日本黄檗三坛戒会的实况，至少于延宝三年（1675）以后成型。

[1]  声称自己已然开悟，却过着奢侈的生活，食肉，携妻带子之人（野川博之： 『明末仏教の江戸仏教に対する影響』）

[2] 野川博之： 『明末仏教の江戸仏教に対する影響』（山喜房佛書林,2016）

[3] 張聖嚴：「明末中國的戒律複興」『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会』(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4] 魯海軍：『明清仏教戒律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論文,2016)

[5] 馬海燕：「明清佛教授戒法系綜論」(『東南学術』,2016,p226-p232)

[6] 野川博之： 『明末仏教の江戸仏教に対する影響』（山喜房佛書林,2016）

[7] 劉曉玉「三壇大戒制度的儀軌沿革與戒本分析」（『衡陽師範学院学報』32,p76-80,2015）

[8] 林雪光「黄檗文庫を整理して（補）」 『神戸外大論叢』,1955,p67-p79

[9] 長谷部幽蹊：「明清仏教主要文献書誌要説」　『一般教育研究』 32 (3), p525-530, 1985

[10] 駒沢大学図書館編：『新纂禅籍⽬録』(駒沢大学図書館,1962)

[11] 長谷部幽蹊：『明清仏教教団史研究』(同朋舎出版,1993)

[12] 《本山历代戒坛执事名册》吉永文库藏本，手抄，抄写于附有“原旧纸店制”字样的练习本上。疑为20世纪初期吉永雪堂抄写。

[13] 《本山历代戒坛执事名册》记载，月潭道澄于第二会（1665）·第三会（1670）担任引请师，第五会（1681）·第六会（1685）担任尊证师，第九会（1699）担任教授师，第十会（1706）担任羯磨师。

[14] 《檗门开戒集》仙门著。手抄本，抄写于附有“R4 20*20”字样的格子本上，落款为“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 黄檗堂主人”。“黄檗堂”文库位于日本爱知县，由山本悦心设立。

[15] 日语中“授戒日记”与“授戒日规”同音。

[16] 出典:禅学大系編纂局『禅学大系:戒法部』(一喝社,1913,p72ｰp73)

21平久保章『隠元全集巻七』（開明書院、１９７９,p3216）

[18] 隆琦大雄「黄檗三壇戒開の一義に就て」（『禅宗』第二六四号、京都貝葉書院、1927）

[19] 平久保章：『新纂校訂木庵全集巻七』（思文閣出版,1992,p3395)

[20] 竹貫元勝：『隠元と黄檗宗の歴史』(法蔵館.2020)

[21] 松井昭典：｢曹洞と初期黄檗の交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66,p324-p326)

[22] 駒沢大学内禅学大辞典編纂所：『禅学大辞典』（大修館書店,1985)

[23] 竹下弘展：『重要文化財万福寺法堂ほか六棟保存修理工事報告書』(京都府教育庁指導部文化財保護課，2021)；瑞聖寺大雄宝修理委員会『瑞聖寺大雄宝殿･旧通用門修理工事報告書』(真陽社,1987)

[24] 木村得玄：『江戸黄檗禅刹記』(春秋社,2009)

[25] 野川博之： 『明末仏教の江戸仏教に対する影響』 (山喜房佛書林,2016)

[26] 堂头， 即住持。 『禅学大辞典』（大修館書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