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与奈良
——兼及日本地方史料中隐元禅师相关新史料的介绍
浙江工商大学 曾昭骏
隐元禅师及黄檗宗相关研究多依托于《普照国师年谱》《隐元全集》等史料。这些史料无疑是研究隐元禅师相关事迹及其影响的重要史料，但对于隐元禅师波澜壮阔的一生而言，《年谱》等中记载难免有删繁就简不尽详细之处。尤其是在涉及与日本地方社会等俗世往来时，《年谱》等黄檗宗内所编史料中多省略了事件具体过程，令后人难以窥见祖师全貌，造成了研究史上的一些空白。譬如《年谱》宽文七年（1667）记事中载有隐元禅师观光奈良游历诸寺一事。奈良作为日本佛教既有的南都六宗的渊源所在，在日本佛教界地位非同凡响。因此，这次出游在现有的相关隐元禅师生平的研究中多被提及。然而，这些提及多是对年谱记事的引用，具体记载未有超越年谱之处，同时受史料限制，未能深入发掘造访奈良一事的历史意义。
要解决上述问题，更好的推进隐元禅师及黄檗宗相关研究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当积极开拓黄檗宗所编史料以外的史料，将宗外史料和宗内史料进行对比梳理，才能更深入地了解隐元禅师及黄檗宗与日本地方社会的关系，从而更细致更全面地探讨黄檗宗在日本发展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拙文拟以上述宽文七年（1667）隐元禅师造访奈良之事为例，结合奈良现存的乡土史料，还原隐元禅师造访奈良的具体经过，从而进一步探讨造访奈良一事对于黄檗宗的在日发展、乃至对于日本江户时代佛教的历史意义。
1.《隐元全集》中记载的奈良之行
首先作为基础史料的《普照国师年谱》中就隐元禅师造访奈良一事有如下记载：
（宽文七年）春，香林信士請遊南都。首詣東大寺禮大像，以至興福・春日・二月堂・眉間寺及西京西大・招提・藥師三古剎，各有紀言。凡所至處，四眾追隨，參禮者日以萬計。按師紀遊序略云：曩予入邦時，即聞有南都名勝，心竊慕焉，未暇遊也。丁未春二月下浣，有清信士作東道主，延予隨喜諸刹，則十餘年積思一旦了然矣
从《年谱》上述记载来看，宽文七年（1667）隐元禅师七十六岁之年，受香林信士之邀前往南都奈良观光，先后造访了东大寺・兴福寺・春日大社・东大寺二月堂・眉间寺以及西大寺・唐招提寺・药师寺，并且留下了诗作。《松隐三集》中确有集录多首与奈良直接相关的诗文，依次题为〈南都游〉〈礼大佛〉〈东大寺〉〈谒春日大明神社〉〈过二月堂礼大士〉〈兴福寺〉〈西金堂看花源磬〉〈眉间寺〉〈过唐招提寺谒鉴真律师像〉〈西大寺〉〈药师寺〉〈南都道中二首〉。紧接其后的是〈季春二日舟回〉，有顶注“宽文七年・七十六岁”，然而从诗文内容来看无从判断是否奈良归途。这一系列奈良观光诗文虽然数量不少，但内容多是对寺院景致的赞誉，从考察隐元禅师此行具体活动的角度来看史料价值并未超越《年谱》。然而，年谱对〈南都游〉一诗引文有所引用。现将该引文摘录如下：
曩予入邦時即聞有南都之勝，名山巨刹，甲于諸方，竊雅慕焉，未能遊也。今春有土屋居士者為東道主，延余隨喜。尋于二月末旬，攜諸弟子，次第觀覽。自大佛以至眉間、藥師寺等，良愜斯懷，廼忻然歎曰：昔意乾坤之內又別有一乾坤也。十餘年之懸思積想，一旦了然。不覺向舌尖頭卷起風雲霞霧點綴山川，盤旋不息。既歸，命楮生收拾筆底，使錙白見者庶幾知余出入無礙收放自如。若夫吟風嘯月琢雪雕冰，則有騷人韻士，非道人之所重也：
大道縱橫一坦平，南遊風雅不勝情。
昔曾預此搜名勝，今則重延酬宿生。
滿路鶯花迎法駕，通城檀信遶禪盟。
頭腳觸發西來意，萬里單傳卻有聲。
上文《年谱》中称邀请隐元禅师造访奈良的是“香林信士”，尔后在引用〈南都游〉一诗引文时记作“清信士”。然而，〈南都游〉引文原文记载的则是“土屋居士”为东道主。这三者是否为同一人物？再者，隐元禅师自身写道“攜諸弟子，次第觀覽”，一起陪同前往的究竟有哪些弟子？规模几何？另外，无论是《年谱》中“凡所至處，四眾追隨，參禮者日以萬計”，还是〈南都游〉引文中“滿路鶯花迎法駕，通城檀信遶禪盟”，隐元禅师造访奈良引发的热烈反响不禁令人遐想。然而，造成满城轰动的这次出行，目的就仅是随喜观光吗？而这次轰动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疑问重重。所幸奈良地方官吏的“工作日志”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线索。
2. 奈良地方史料中的隐元禅师
（1）《奈良奉行所记录》
江户时代奈良称“奈良町”，地方民众称“町人”。地方上有权势的町人会被选为“町代”作为地方官吏进入类似于衙门的“奉行所”当差，负责传达指令进行调度等。这些工作日常都被详细记录在了《奈良奉行所町代日记》。该日记是考察宽文时代奈良社会历史状况的珍贵史料，原藏于曾担任町代的高木家。1995年由大宫守友整理并翻刻出版为《奈良奉行所记录》。该书宽文七年闰二月廿五日～翌月三日部分有如下记载：
一、廿五日（中略）隠元禅師ノ先衆月泉・徳祐と申両人新禅院へ被参候、
一、廿八日（中略）隠元禅師宇治より当地へ寺社為御参詣之御出来、
一、廿九日（中略）隠元禅師春日・興福寺・東大寺へ御参詣被成候、興福寺ひわたゐんニ而御斎参候、眉間寺幷御下屋敷ニ而御休被成候、戒壇院へも御座候、
一、三月朔日（中略）隠元禅師西大寺・招提寺・薬師寺へ御参詣被成候、
一、二日（中略）隠元禅師様御帰被成候、 殿様招提寺江御出被成候、
根据上述奈良奉行所日记可知，隐元禅师一行于宽文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从宇治出发，翌三月二日返程。这与隐元禅师自身所作〈南都游〉引文中“尋于二月末旬，攜諸弟子，次第觀覽”以及〈季春二日舟回〉所载日期相同。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隐元禅师出发前三天， “月泉”“德祐”二僧作为先遣人员，提前去到了东大寺新禅院。从隐元禅师参观了东大寺的游历行程来看，二僧极有可能去奈良为迎接隐元禅师进行准备工作。并且，当南都之行即将结束返程之日，奈良奉行（奉行所最高长官）土屋利次亲自前往唐招提寺送行。土屋利次极有可能就是〈南都游〉引文中所记载的东道主“土屋居士”。
（2）奈良县立图书馆所藏《厅中漫录》
随着近年来奈良地方史料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的奈良乡土资料《厅中漫录》的整理发现应证了上述猜想。《厅中漫录》共78册，是世袭奈良奉行所与力（下级官吏职位）的玉井氏一族记录整理的包括奉行所工作日志、地方志在内的资料合集。其中绝大部分记录来自玉井定时（1646-1720）。2015年起，奈良县开始着手该资料集的调查整理，目前为止翻刻了其中22卷，辑为《奈良史料丛书》七卷本出版。而在尚未翻刻的卷26中有一则关于隐元禅师造访奈良的珍贵记载，兹录如下：
寛文七未年閏二月廿八日 〈廿六日ニ月泉／徳祐サキヘ被来候〉
隠元禅師 来臨 宿坊 東大寺真禅院
忠次郎殿ヨリ御馳走人 井関六大夫 池田郷左衛門 同心六人 代々ニ
番所ニ相詰申町年寄ニも罷出御馳走可申旨被仰拝仕候
社頭仏閣不残見物三月二日ニ御立僧衆十三人内弐人唐僧
南源 独吼
三月六日使僧来ル 禅師ノ墨蹟文字ヨコ物
南源 独吼墨蹟来 真禅院へも右之通来ル
上述记载中隐元禅师造访奈良的日期为宽文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至翌三月二日，与奉行所记录一致。并且，根据该记录进一步可知，隐元禅师来到奈良之后下榻之地为东大寺真禅院，即上文奉行所记录中先遣僧月泉・德祐所至之处。同样，本条记事中也提及月泉・德祐二僧的到来。即二十五日，月泉・德祐至东大寺真禅院提前走访了隐元禅师一行下榻之处，翌二十六日又去往奈良奉行所。显然，隐元的造访被奈良奉行所视为头等大事。为了迎接隐元禅师法驾，奈良奉行土屋忠次郎（即土屋利次）命令与力井关六大夫（即玉井定时之父）・池田乡左卫门等奉行所官员及乡绅代表设宴款待，可谓举全町之力进行接待。
更为重要的是，这则资料明确记载了受到宴请的隐元禅师此行有随行十三人，其中两名为唐僧，即南源性派・独吼性狮。南源性派・独吼性狮的诗文集中确有一系列跟奈良相关的诗文，吟咏景致也与隐元禅师一致，可以断定这些诗文即宽文七年此行所作。对于奈良町的盛情招待，南源性派・独吼性狮也与隐元禅师一齐于日后特意派使僧送去了墨宝以示感谢。下榻之地真禅院亦收到了致谢的墨宝。
（3）新史料的价值
上述两则奈良地方史料中关于隐元禅师的记载极大丰富了我们对隐元禅师造访奈良一事的认知。总结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了此次行程包括东道主、起始时间、参观地点和团队构成等基本史实。邀请者土屋居士即担任奈良奉行的土屋利次，又名土屋忠次郎。然而，正如《年谱》中记邀请者为“香林信士”，而〈南都游〉引文中记东道主为“土屋居士”，又《全集》比对版本中记“丁未仲春诸檀信等特延随喜”。此次奈良之行除土屋利次以外亦有其他居士助缘。“香林信士”与“土屋居士”是否为同一人仍有待考察。
第二，展现了奈良地方对隐元禅师此行的高度重视，揭示了隐元禅师在日本地方的社会地位及反响。《年谱》等记载仅提及所到之处“四众相随”的热烈场景，但通过奈良奉行所的记录可知此次南游经过宇治和奈良两地的精心准备。宇治黄檗寺方面提前派出僧侣前往协助，而奈良方面更是在土屋利次的命令下，奉行所上下合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足见奈良町对隐元禅师一行到来的重视及期待。
第三，有助于推动隐元禅师及黄檗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除第一点中提到的土屋居士的身份判明有助于深化隐元禅师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以外，南源性派・独吼性狮陪同隐元禅师造访奈良这一新信息对我们考察早期黄檗宗僧团成员的活动及其重要性而言无疑是个重要线索。并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以往语录诗文中无法确定的诗作背景也得已确定。譬如南源性派有〈宿新禅院〉诗云“新开禅院鹿园中，喜我仲昆三宿同”。若不了解该诗作的创作背景，则无法解明其中“仲昆三宿同”竟是隐元・南源・独吼三人。南源・独吼嗣法隐元禅师较晚。造访奈良时虽均担任万福寺中僧职，但在南源看来三人乃“仲昆”兄弟。这些都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最后，拙稿拟结合相关成员的诗文题留，尝试复原出隐元禅师一行造访奈良之行的具体日程安排。隐元禅师一行于宽文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从宇治出发抵达奈良，开始了为期四天的奈良观光之行。当天奈良奉行所举全町之力进行了盛大欢迎。是夜隐元禅师一行人宿于东大寺新禅院。
翌二十九日，一行人拜谒了东大寺大佛。隐元禅师及独吼性狮分别有〈礼大佛〉〈东大寺礼大佛〉，诗中描绘了当时大佛在受永禄年间大火侵袭大殿烧毁后裸露在外的场景。又同在东大寺参观了二月堂，一行人前往春日大社。隠元・南源・独吼禅师也分别留有相应诗作。春日大社参观结束之后，一行人动身前往兴福寺，在西金堂观赏了传说唐高宗所赠的华源磬。于兴福寺桧皮院用斋后，取道眉间寺前往土屋利次宅邸。隐元禅师在此观赏了其所收藏的古瓦砚台。稍事歇息，一行人返回东大寺，并在夜色中登览鉴真大师所创戒坛。
三月一日，前往西大寺礼拜佛舍利，次往唐招提寺参拜鉴真大师像，此后又往药师寺瞻仰了百济国传来的铜观音。从奉行所记录来看，翌日隐元禅师返程时，土屋利次特意前往唐招提寺送行，是日夜可能一行人并未返回东大寺真禅院，而是下榻于唐招提寺。翌三月二日，即行程最后一天，隐元禅师一行在土屋利次的亲自送别下启程返回宇治。
3.奈良之行的历史意义
日本贞享五年（1688）四月，奈良东大寺举行了盛大的大佛殿釿始千僧供养。南源性派・独吼性狮・高泉性潡为首的黄檗僧团在法会中的活跃引人注目。其中，独吼性狮担任灌佛会烧香，南源性派更是千僧供养的拈香导师。对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当时在举行露天法会时还只有黄檗宗会用木鱼。这种佛教物质文化优势使得黄檗僧团突出活跃在东大寺大佛重建法会中。然而，宽文七年（1667）闰二月，陪同隐元禅师造访奈良的南源性派・独吼性狮等黄檗僧在二十年后的大佛殿重建中担任重要职务，绝非偶然。
东大寺大佛是在圣武天皇镇护国家的思想下作为日本全国总国分寺的象征建立起来的。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大佛及大佛殿虽屡遭兵火损毁，但织田信长、德川家康等都曾尝试进行修复。宽文七年二月，东大寺再次失火，二月堂几乎焚烧殆尽。其重建自然成为奈良奉行土屋利次的当务之急。因为奈良奉行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维系与兴福寺、东大寺、春日大社为首的寺社势力的关系。德川幕府启用的首位奈良奉行便是有兴福寺众徒背景的中坊秀政，继任为其子时祐。两人管理奈良长达五十年之久。在中坊氏之后继任的土屋利次是首位与奈良毫无渊源的奈良奉行。换言之，土屋利次难以像中坊氏一样建立与南都佛教势力的稳固联系。当时颇受天皇及将军诸大名信奉的临近的黄檗僧团反而给土屋利次提供了与佛教势力拉近关系的可能性。尤其是东大寺自建立初始，就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法缘，流传着鉴真大师、陈和卿这样的美谈。在东大寺二月堂烧毁后，促成隐元禅师及其黄檗僧团的到访无疑是最能提振寺社民心的做法。结合《年谱》中记载的隐元禅师所到之处“四众相随”的场景来看，土屋利次的邀请无疑得到了极佳的反馈。
另一方面，对于隐元禅师及黄檗僧侣而言，正如隐元禅师自身所述“十余年之悬思积想，一旦了然”，隐元禅师早已对奈良古刹神往已久。南源・独吼的诗文中也透露着这种思慕。并且，像高泉性潡感叹的那样日本自《元亨释书》之后再无高僧传，由此刊刻了《扶桑禅林僧宝传》等书。而南源性派也为戒山慧坚的《律苑僧宝传》作序。黄檗僧侣对日本佛教界尤其是僧传的编撰可谓十分重视，自然不可错过南都奈良的古刹圣迹。
尤其是南源性派的诗文当中深深透露着对东大寺大佛及建立者圣武天皇的追慕之情。此后南源性派重兴的天德山国寿寺正是圣武天皇发愿建立、菩提仙那住持的寺院。因此，主导东大寺大佛殿重建的公庆上人遵循菩提仙那为大佛开眼导师的旧例，请南源性派担任大佛殿千僧供养的拈香导师。这些显然可以溯源至宽文七年的此次奈良之行。从新发现的奈良地方史料来看，隐元禅师等人游遍奈良重要寺院，接受了当地乡绅官吏以及东大寺・兴福寺的高规格接待，为此隐元禅师及南源性派・独吼性狮还特意挥毫致谢。这些都说明黄檗僧团较早地深入到奈良地方社会，建立了与以东大寺・兴福寺为首的南都寺社的联系。然而限于本次发现的新史料是奈良奉行所的记录，今后将继续发掘南都寺社方面史料，深化本课题，进一步究明黄檗宗在以东大寺大佛重建为标志的江户佛教重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