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元和间地方官员眼中的洪州宗

贞元元和间地方官员眼中的洪州宗

蒋海怒

浙江理工大学宗教与民族研究院

僧俗关系不仅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社会化层面，也影响了唐代禅宗实际发展进程。八世纪最后二十年至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大致相当于贞元至元和年间，长江流域的地方官员群体性、长期和广泛地参与洪州宗兴起运动，通过礼谒、荐举、问道、外护、诗文以及撰碑等行动与洪州宗禅师结纳，支持其教化，致唐代富庶地区禅风浸盛。各项事迹大都在洪州宗祖师碑文里保存，其中也包含他们对洪州宗的记录、理解和评价，而碑文撰者绝大部分亦属地方官群体。此类记载虽具有可贵的共时性，惟大多简短、零碎和分散，人物和年代颇有未明，且常见官职和地理讹误。本篇以述证的形式对此类零星文字做必要系年和考订，且予归纳、梳理和分析，期以呈现洪州宗一些真实发展过程。

一 洪州宗碑文

贞元元和间，洪州宗在长江以南区域的悄然崛起，是初期禅祖师们应诏赴两都后另一重要禅宗史现象。“悄然”这个印象，得自笔者的洪州宗禅师碑铭阅读体验。它与灯史、语录从宋代就带给我们的“精彩”印象或不断被唤起的丰富想象截然不同。这从侧面提醒我们，当历史事件具有多种类文献来源时，需要研究者敏锐察觉到文献诸形式性要素之于内容的距离。

这是因为，近百年前的洪州宗史叙述，还笼罩在宋代灯史和僧传编纂学框架之下。灯史和语录所提供的禅僧活动画面，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场景：作为“精神巨匠”的禅僧，一边不断创造出活泼泼的“机缘问答”，一边遵守苛刻的清规。即使在二十世纪早期，许多禅学研究者头脑里还充满了浪漫的想象，认为洪州宗所带起的“禅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西方早期的中国禅研究者中，上述认识是很普遍的。

可是，记载着这些充满“禅机对答”的文献，基本上产生在洪州宗后百年至二百多年。例如，马祖方最初的弘法，在天宝元年到达建阳县佛迹岭，而关于马祖及其弟子“机缘问答”的大规模记录，目前所见最早文献是《祖堂集》（952），距离马祖初传教的天宝元年（742），有210年之久。也就是说，八至九世纪洪州宗禅师的思想和形象，被十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即五代迄宋初石头系和洪州系禅僧记录。在很难找到充足的先行史料情况下，此类后出的文献被一些研究者推断为“回忆录”，是对历史上洪州宗的“追溯性创造”。

历史学不等于畅想，其证据是受到时间限制的，严肃的历史研究应该首先寻找，并重视那些共时性、可系年的文献。在唐代，初期禅到古典禅阶段的共时性文献，主要是敦煌禅宗写本和碑志两种。据田中良昭、程正合著《敦煌禅宗文献分类目録》，敦煌禅宗写本可分为灯史类、语录类、注抄·伪经论类和偈颂类。该书列出六十七种，共342件敦煌禅写本。 据悉，程正教授还将陆续公布新发现的敦煌禅宗写本几十种。相形之下，唐代禅宗碑志，据笔者统计，大致二百余种。也就是说，已发现的唐代禅宗碑志，篇数上可以与敦煌禅写本等量齐观。唐代禅宗碑志类型上有塔铭、碑铭和墓志等，其内容也多有与敦煌禅宗写本文献相表里，对僧传、灯史类传世文献同样可起到补阙正误的作用。

附带地说，如果把传世古写本纳入考虑，笔者认为，今后的唐代禅宗史的研究，需要综合处理传世文献（包括唐五代古写本）、敦煌写本和石刻资料。

在此仅讨论唐代敦煌禅宗写本和碑志这两种类型文献。可以看出，它们在初期禅和古典禅两个阶段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敦煌禅写本主要分布在初期禅阶段，古典禅阶段的敦煌写本数量很少；碑志则主要分布在古典禅时期，初期禅的碑志相对较少。

但是新世纪来，随着近大量唐代墓志的出版，初期禅的碑志，尤其是墓志数量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这些墓志有的出于考古发掘，有的则是社会层面流散许久后公布。新出墓志里，许多初期禅的信奉者碑文出现于世，这些新出墓志，有助于更加充分地描述初期禅状况。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利用新出单篇塔铭、碑铭和墓志讨论初期禅里的系谱、禅法状况，笔者近年也曾新撰《石刻资料と中国禅宗史研究―唐代在家夫人の新出墓志を主な分析対象として―》（伊吹敦译，《东アジア仏教学术论集》，第11号）、《新出墓志に见られる初期禅の両都における伝播についての考察―特に洛阳を中心に―》（《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大村雄也译，第54号）、《Value of Epitaphic Literature on Tang Dynasty Chan History: Case Studies of Chan Practices by Aristocratic Women》（将刊）、《新出墓志所见初期禅两都流播考》（《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54号）、《墓志所见唐代世族夫人习禅风尚》（将刊）》等五篇论文，试图对新出初期禅墓志进行综合探讨。

八世纪中叶以后，古典禅各支脉碑志在逐渐增多。单就洪州宗而言，马祖道一及其弟子们的碑铭、塔铭数量也渐形增长。正如前文所言，因为相较于初期禅的研究，由于敦煌写本里古典禅阶段写本非常欠缺，相形之下，禅宗祖师碑铭的史料价值就更为重大了。贾晋华曾就洪州宗及古典禅研究，概括出三组较可靠并可以大致系年的文献：传世或新出碑志、佛藏所收较可靠如宗密和希运撰述，以及第三类，包括敦煌写本、唐及宋初文士作品、正史笔记、年代较早的方志。 本文认为，在三组文献里，以第一种即碑志最为重要，从数量和实质内容的上看都是如此。这些碑志史料利用空间广泛，学术前景值得期盼，然而许多碑志此前未被充分研究或尚未辨识，实际上也未得到郑重对待。贾著也自认其所引用的一百多篇碑文，大多数为此前禅宗研究所忽略。

洪州宗以下禅宗祖师碑志可资利用，是以真实性为前提的。部分学者，例如胡适，曾经以一二伪碑为据普遍怀疑全唐文所收禅宗祖师碑文，或许是因为没有思及：《全唐文》里的洪州宗祖师碑志大多可在宋代金石志、方志、宋版唐人文集，以及宋人所编唐人总集《文苑英华》、《唐文粹》里找到，因此可以说是真实文献。

洪州宗祖师碑志的重要性很早就被一些佛教史家（例如赞宁）意识到，并规模化利用。赞宁《宋高僧传》序述文献来源时言“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此“诔铭”即碑志类。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佛鉴僧宝传>》论“宁博于学，然其识暗”时指《宋高僧传》“聚众碣之文为传，故其书非一体”，更是认为该书不过是将过往碑铭简单加工，致令文辞体例不统一。贾晋华认为，《宋高僧传》唐代禅师传记的史源，传文结尾如提及某人撰塔铭或碑铭，一般来已被赞宁所征引。这是正确的观察。

比较《宋高僧传》里的禅宗祖师传，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凡赞宁列出有碑存世的祖师传记，他所使用的文辞大多辞藻华丽，有唐文特征，与那些未列出碑铭的传记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旁证了：凡赞宁提及碑铭的禅师，该碑铭大多为赞宁撰写僧传时所参考。此外，《宋高僧传》里，即使那些没有记载存世碑铭的禅师传记，也有一些直接引用了存世碑铭。例如在撰写兴善惟宽传时，赞宁没有提及白居易《传法堂碑》，但惟宽传从篇章结构和文辞都照搬了白居易《传法堂碑》，譬如说惟宽“门弟子殆千余，得法者三十九”等等，都是《传法堂碑》原话。此外，从语言上看，赞宁《宋高僧传》骈散文交替使用，体现出唐宋书写文风的差别。在那些大量使用对仗、偶句、对称句式，用华丽辞藻描述传主的地方，大多是利用了唐代撰写的碑铭。

遗憾的是，虽然赞宁大量使用碑志，也有不少重要碑志没有被赞宁所利用。最明显的是，多位初期禅北宗祖师的著名塔铭、碑铭被弃用，其中就包括为世人习称的法如、老安、神秀、义福、普寂和净觉碑：《法如行状》、《道安禅师碑》《大通禅师碑》、《大智禅师碑》、《大照禅师碑》、《净觉师塔铭》。上述碑铭被舍弃，是因为撰写者的“北宗”立场。就洪州宗碑志而言，张正甫所撰怀让碑（《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陈诩所撰怀海塔铭（《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唐技所撰西堂智藏碑（《龚公山西堂敕谥大觉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也没有被赞宁使用。其原因或许在于，由于身处灯史流行时代，赞宁基本上也是以灯史价值观为参考来选择性利用碑志。对于北宗禅师碑志，赞宁是弃而不用。对于洪州宗祖师碑铭而言，部分碑铭没有被所采用，或许来自赞宁的选择性态度，因为他身处怀让系与青原系构成竞争局面的北宋时期，所以有所抉择。

在系统阅读洪州宗祖师碑志过程中，笔者感觉到，撰碑在唐代极为兴盛，而碑文撰述体制法度谨严，文字踵事增华，读碑，需要从它的程序化、修饰化表述入手，在那些看起来千人一面的叙述陈例和用语下，察觉出“异样”，获取尚未被重视的信息。笔者发现，这些以缀以塔铭、碑铭和墓志之名的现存或已佚碑志，其撰写者绝大部分是官员。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往往以文士、儒者或士大夫称呼他们，带来了一些视角模糊。实际上，在大部分署名碑文里，撰碑者所署的都是自己的官职 。此外，文士、儒者或士大夫等今天学者惯用的身份名称，从揣意的角度看，或许也非撰碑者的愿望。

根据笔者的统计，与洪州宗祖师交游的官员约六十位，其中近三十人曾为洪州宗祖师撰碑，此外还有约二十人交游事迹留存在这类祖师碑志里，余者的交游事迹则被赞宁《宋高僧传》记载，只有极个别的交游事迹单独被《祖堂集》或《景德传灯录》记录。根据这一数据，各类官员与洪州宗祖师的交往或相涉经历，所依托文献绝大部分属碑志。

进而，当我们仔细阅读各禅宗祖师碑志的撰者，会发现他们大部分非京官，而是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员。当然，考虑到洪州宗祖师多数在长江以南区域，尤其是两湖、浙赣地区传法这一 历史背景，撰碑者多数是这些区域的地方官员，是合乎情理的。

当我们就这一历史事实进行思考并寻找依据时，更多的信息会浮现出来。诸如：这些地方官员是依循何种制度来担任地方官员，他们的职务有哪些，地方任职之于宦途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是在何种仕宦处境下与洪州宗祖师交游。围绕着该主题的史料阅读，还令笔者发现，地方官员与洪州宗祖师相关涉的类型众多，除撰碑外，还有礼谒、问道、护佑、荐举、赠诗、悼亡，甚至成为祖师的法嗣。碑志、部分僧传以及个别灯史文献所载上述事迹，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洪州宗宗教活动的“他者视角”，并且因这个“他者视角”与洪州宗历史活动存在共时性，因此是相当真实的。在地方官员眼中，洪州宗，或者说马祖及其弟子的活动，存在许多与其它禅支或佛教宗派重合的地方，日常活动包括讲经、读诵、念佛、说法等内容，这与灯史和语录里布满禅机的洪州宗图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差，反而更接近普遍意义上的佛教僧人形象。部分碑志、部分僧传以及个别灯史文献里还记录了这些地方官员对洪州宗禅法的理解，表现为用文雅的语言概括洪州宗禅法，或记录着他们与禅师的对话。更富于价值性的，是对洪州宗祖师原话的记录，可以当洪州宗思想的最原始文献对待。概而言之，如果我们可以逼近历史上“真实的洪州宗”，那么地方官员眼中的洪州宗，凭借其史料的共时性，应该属于“真实的洪州宗”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此前的洪州宗研究，充分利用了灯史、语录和僧传等藏内典籍，以及早期方志和唐人文集等藏外文献，近来也有学者赴洪州宗传播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就洪州宗碑铭研究而言，可以说是略显不足，这种不充分也体现在：大多碑铭研究仅以单篇碑文考察为中心，尚未把洪州宗相关碑铭看作一类“文献集”进行综合考察，其实，许多零碎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思想只有聚集在一起被考察后才能呈现出来。此外，目前中、日和欧美学界普遍感到洪州宗研究因史料有限而难有进展。就此点而言，如果能够意识到史料的多层级性，或许会有所弥补。本文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绕开灯史、语录等禅宗内部文献，特地转向碑铭史料。进而，努力考证出许多以“尊称”存在于碑铭和僧传文本里的地方官员的真实姓名，然后推究其与洪州宗祖师相涉的时间及官职，最后结合史传和作品考察他们对洪州宗的态度和认识，因地方官员群体内部联系密切，我们于是发现了一个存在内部联系的礼敬、扶助甚至保护洪州宗的地方官员群体。正是基于亲密联系者身份，他们所记录的洪州宗活动，他们所理解的洪州宗禅法，应该属于“真实的洪州宗”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带着这条线索去阅读唐代文集甚至诗集，文献考察范围会变得很广泛，因而有大量文献可被征引。

二 官员诸特征

文末所附《关涉表》中可看到，官职种类繁多。除少数京官如校书郎、史馆修撰、集贤校理、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各部侍郎、各部尚书外，大部分是各级地方官职，从底层的县尉、县主簿、县令，到州级官员如推官、掌书记、判官、州司马、州长史、州判官、刺史，再到各类使职如盐铁使、水陆运使、观察使、团练使、节度使等。

表内官员大都活跃于贞元、元和时期，且大部在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如湖南、荆南、鄂岳、淮南、江西、浙西、浙东等区域任职，这与安史之乱后唐代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相关。从禅宗发展角度看，此前占据主要位置的初期禅神秀、义福、普寂和神会系也因安史之乱式微于北，此后发达的洪州系和石头系则以湖南、江西为基地兴盛于南。就洪州宗而言，也正是在贞元、元和年间崛起。政治、经济和宗教三者相合，其所得便是，官员与禅宗的交涉较多地发生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关于安史之乱后长街以南区域研究，前贤有所论述，不待本文赘言。

本篇制表制作过程中，笔者留意到以下几处：

其一，官员多在 “宦游”时期与“行脚”禅僧相关涉。在此，首先需要提及中唐以后一个愈趋鲜明的社会发展趋向，这就是政府官员和禅僧群体流动性加强，他们的人生行旅因此种相似性故而重叠。该现象的出现有多层因素。唐代相对于前朝的交通改善，是一种外部和表面解释，当触及具体社会历史情形，情况就复杂了。在官员群体，因选拔任用制度“避原籍”规定而外出做官，许多官员宦旅丰富，时间漫长。 唐代诗文里常有“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之类的描写。上述诗句来自白居易《寄题馀杭郡楼，兼呈裴使君》，乐天自己创作出大量宦游诗。在禅僧群体，出现了借“行脚”寻求开悟的惯例，这在中唐语录和灯史里有大量记述。实际上，禅门“行脚”一词的出现及大量使用，也发生在中唐以后禅僧群体里，对此笔者曾撰文《禅门行脚杂考》予以说明。

例如，安史之乱后，方镇大兴，幕府大开，“游宦”愈趋流行，权德舆就有先被韩洄辟为从事，后在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包佶幕职，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的经历，正是这段在多个幕府任职的“宦游”生涯，使他与马祖道一有较多接触，并为道一撰塔铭。马祖道一本身也是“行脚”的典范[06]。

其二，表中官员常因贬谪出京，因得与洪州宗禅师交游。也即是说，虽然官员“宦游”和禅僧“行脚”多有类似，但有一点区别：禅僧行脚、转益多师，是以开悟为目标，而文职和少部武职官员常因贬谪出任地方。或许出于皆是离开原籍的共同感受，出现了不少贬谪的地方官员礼谒禅僧、祈禅要、寻求指点的情况。

白居易的情况为人们所熟知，他到智常处参禅要是在其江州司马任上，为惟宽撰碑也是在其忠州刺史任上[36]。此外，鲍防与马祖道一交游，是其自京官出为洪州刺史、江西团练观察使之时[09]，而裴谞问道于马祖，也是因“执政者忌之，出为虔州刺史”[10]。李渤的情况也类似，据《新唐书·穆宗本纪》：长庆元年五月己亥，贬考功员外郎李渤为虔州刺史。又据《新唐书》本传，未满岁，又迁江州刺史。李渤在虔州刺史任上参西堂智藏，在江州刺史任上与白居易同参智常[38] [39]。另外一个例子是崔群，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卯，崔群为皇甫镈所谮，从谏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贬为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观察使。正是在担任湖南观察使期间，崔群与如会、太毓和惟俨交游。韦处厚因与被贬的宰相韦贯友善，出为开州刺史，时在元和十一至十三年（816-818）。正是在开州刺史任上，韦处厚为鹅湖大义撰写了碑铭[45]。

其三，附表里地方官员多任“使职”。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是职官制度变化的剧烈时期。乱后，藩镇从边疆扩展到内地，从北延伸到南方，逐渐成为大唐全域的地方军事行政主宰，他们的官署称“使府”或幕府，其僚属则为幕职。因南方成为经济比较繁荣区域，所以官员也乐于在该区域任方镇和幕职。 除了节度使，唐政府还广置其他各种名义的“使职”。“使职”慢慢发展为“职事官”以外的另一大类职官。

节度等使属“使职”，其特点是“随事立名”，且无官品。关于“使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十八里对《旧唐书·职官志》的一段按语经常被引用：“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诸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 钱大昕这段话是迄今为止对唐代“使职”制度的最好概括。

与本主题相关，且分布在长江南北的藩镇，最高统领有荆南节度使、鄂岳观察使、淮南节度使、宣歙观察使、浙西观察使，以及湖南观察使、江西观察使、福建观察使、浙东观察使。这些使职地位极高、权力极大。读者可以在本篇附表里看到，贞元、元和年间，与洪州宗禅师交游或相关涉者，均有担任上述节度使、观察使。实际上，除以上二职外，与洪州宗禅师交游的，还包括团练使、水陆运使等其他使职，此类使职设立目的主要是解决财政问题，这也是唐代后期使职差遣制的流行的一个原因。

就具体人物而言，贞元元和年间，与洪州宗祖师产生深厚联系者包括包佶（江淮水陆运使、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鲍防（江西团练观察使）、路嗣恭（江西观察使）、李兼（江西都团练观察使）、崔群（湖南观察使）、裴胄（荆南节度使）、孟简（浙东观察使）、齐映（江西观察使）、王潜（充荆南节度使）、于頔（山南东道节度使）、张正甫（湖南观察使）等人。除了上述“权力极大”的节度等使，还有一些人担任重要幕职官员如“副使”、“判官”、“掌书记”，例如卢简求、权德舆、符载等人。

其四，洪州宗发展得到地方官员长期和连续的支持。贞元至元和年间，正是马祖道一及其法嗣为主的洪州宗逐渐兴盛时期。以此为考察对象，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在洪州宗这一逐渐兴盛时期的支持作用，其中最值得品味的，是许多重要地方官员“同地任职，时间相接”，从而保证了洪州宗外部支持力量的长期性和连续性。

我们可以在各种地方官职中，选择最为重要的几种列表考察，见下表：

  部分区域地方官员任职表：

     表格里所列地方官员，除李巽、裴堪、裴次元、元稹外，其支持洪州宗事迹，文献均有记载。目前虽未发现李巽等四人支持洪州宗史料，但在李巽任江西观察使和洪州刺史时，符载任其幕职；裴堪和裴次元任江西观察使和洪州刺史时，陈诩任其幕职；元稹任浙东观察使时，卢简求任元稹幕掌书记。

上表里，支持洪州宗发展的各地方官员，他们在上述各区域任职，呈现出时间相接或关联度高的特点。最明显的是江西观察使和洪州刺史，从八世纪八〇年代到九世纪二〇年代，路嗣恭、鲍防、李兼、裴胄、齐映、李巽、裴堪、裴次元、薛放、李宪的任职时间几乎是趾踵相接。在此漫长、约四十年的时段里，洪州宗在江西发展可以说是畅通无阻。本表亦显示，洪州宗在江西虔州、浙东，以及湖南区域的发展也得到了地方官的长期支持。

其五，地方官与洪州宗祖师交游具有时段性特点，且以贞元至元和年间最为集中。

以时段为基准，也可以看到，在780-791时段是马祖道一弘法高峰期，在该时段内，前文所提及的包佶、鲍防、路嗣恭、李兼、裴谞、权德舆、李启通过各种途径帮助马祖道一发展。此外，马祖年龄较长的弟子汾州无业、华严智藏、兴善惟宽弘法过程中也得到李抱真、董叔经、韦应物和茹元颢的扶持。

在791-800时段内，马祖归寂后，霍仙鸣、刘太真、齐映、于頔，以及未知姓名的荆州刺史分别对鹅湖大义、西堂智藏、紫玉道通、天皇道悟的教化活动展开支持。

在801-810时段内，归登、马总、郑余庆、李朝正、裴胄、符载、于頔也凭借各自任职条件，支持了西堂智藏、丹霞天然、鹅湖大义、天皇道悟和紫玉道通。

811-820时段，地方官员集体、大力度扶持马祖道一弟子，张正甫、陈诩、李翱、白居易、李渤、崔群、韦处厚、陆元辅、李胄、孟简、韦绶、李道古、王建、李益、冷朝阳、姚合、张籍扶持了百丈怀海、药山惟俨、归宗智常、兴善惟宽、西堂智藏、东寺如会、鹅湖大义、千顷明觉、五泄灵默、紫玉道通和章敬怀晖等禅师。

地方官员支持洪州宗弘法具有连续性，在元和以后的821-830时段内，我们也看到了刘轲、李舟、薛放、李渤、崔群、牛僧孺、杨潜、陆亘、卢简求等地方官员扶持马祖弟子西堂智藏、芙蓉太毓、鄂州无等、汾州无业、盐官齐安的事迹。文末附表可知，上文贞元至元和的35年间，是地方官员扶掖洪州宗祖师最集中的时段。

其六，地方官与洪州宗祖师的交往具有群体性特征。有三点体现（一）某洪州宗祖师与多位地方官员有所交流；（二）某地方官员与多位洪州宗祖师有所交流；（三）与洪州宗祖师交往的地方官员彼此间也有较密切联系，且对佛教禅宗有所认同。下文分别予以阐明。

（一）在洪州宗祖师传教区域较固定、环境较稳定时期，不仅有助于地方官员经常礼谒，也有充分的时间晤谈。道一长期在江西传授禅法，期间与多位地方官员交往，这个名单包括曾任江淮水陆运使好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包佶、曾任洪州刺史和江西团练观察使的鲍防、曾任洪州刺史和江西观察使及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的路嗣恭、曾任江西都团练观察使和洪州刺史的李兼、曾任虔州刺史的裴谞、曾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幕职及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权德舆，以及建昌县令李启。西堂智藏在虔州时，与虔州刺史李舟、江西观察使薛放，或许与虔州刺史马总也有往来。此外，如芙蓉太毓与崔群、韦处厚、陆亘都有往来，鹅湖大义与韦处厚、刘太真、霍仙鸣、李朝正有所往来，白居易和李渤也都曾赴智常驻锡地参问。

（二）中唐以后地方官员调任频繁，客观上令他们能够在不同时期，参访不同地点的洪州宗祖师，或与他们产生关涉。李翱在朗州刺史任上问道于惟俨，在襄州刺史任上礼重道通，在潭州刺史任上“激扬”崇信并保护如会灵塔，在担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时又问道于鹅湖大义，他或许也曾至虔州问道于西堂智藏[29] [30] [31] [32] [33] [34]。陆亘在越州刺史和浙东观察使任上曾撰太毓碑，在任上与南泉普愿有机缘问答[54][55]。马总任虔州刺史时或与西堂智藏有所交流，当他调任岭南节度使时则请柳宗元为惠能撰碑[16][17]。白居易在长安时与兴善惟宽多有交流，担任忠州刺史时为惟宽撰碑，在担任江州司马时也问道于归宗智常，晚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则长期在香山虔心向佛，最后成为如满法嗣[35][36][37]。即使在同一地区任官，因该地区有多位洪州宗祖师，地方官员也可以向多方礼谒，例如崔群任湖南观察使时曾分别礼谒如会、太毓和惟俨[42][43] [44]。

（三）洪州宗的兴起，是禅僧和地方官两种群体性社交网络汇聚的结果。洪州宗祖师群体因系谱传承而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地方官员虽与禅师产生交集，但似乎只是个体行为，事迹的零碎与记载文献的分散也加强了这种印象。然而，如果我们细考每一位与洪州宗祖师产生关涉的地方官员的传记，以及各种史传对他们履历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搜览他们的诗文，这些看似孤立的地方官员礼佛事迹，或许因地方官员群体内部的紧密联系而获得新的、更深入的理解。

洪州宗兴起所获得外部支持里，最重要的一支，来自存在内部紧密联系的地方官群体。换句话说，贞元、元和年间洪州宗所获得的，是来自存在内部有意识沟通的地方官员的群体性支持。洪州宗的兴盛或壮大，是禅僧与地方官这两类群体相接触的产物，是两种社交网络的汇聚的结果。

马祖道一周围，汇聚了存在内部沟通和联系的地方官群体。据《旧唐书》路嗣恭本传，自贞元初年，包佶就常游览路嗣恭之父路恕的私第林园。梁肃以“佞佛”闻名，与包佶为密友，《全唐文》卷五百十八有梁肃撰《秘书监包府君集序》。权德舆建中、兴元任江淮盐铁使、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包佶幕职，《全唐文》卷五百八收有权德舆撰《祭秘书包监文》。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权德舆有《贺李大夫西山祈雨因感张九江故事十韵》，李大夫即李兼。《旧唐书》权德舆本传又载裴胄辟德舆为幕职事，裴胄后问禅于道悟。权德舆撰《道一塔铭》，提及父辈鲍防。而据《新唐书》鲍防本传，贞元元年，策贤良方正，得归登、柳公绰等贤材，公绰子仲郢后出任西川节度使，在梓州建四证堂。由上可见，包佶、路嗣恭、权德舆、李兼、鲍防、归登、柳仲郢、裴胄等人，年龄固有差异，仕宦或无交集，但存在或友朋、父执、上下级等关系，他们部分在同一时期，部分也在不同时期支持马祖道一。

因马祖法嗣众多，马祖以下洪州宗与地方官交往，情形与此前不同。经由文献阅读，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地方官与不同禅师产生联系，这些地方官大多也已建立了联系。

例如，牛僧孺常在自家庭园内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白居易集》卷四八有《杨潜可洋州刺史制》，又有诗《题道宗上人十韵》，该诗序提及“相国郑司徒、归尚书。相国郑司徒即郑余庆，归尚书即归登。据《旧唐书》孟简本传，简“溺于浮图之教”，元和六年与工部侍郎归登同就醴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权德舆亦有诗《奉和郑宾客相公摄官丰陵扈从之作（时充卤簿使）》，郑宾客相公即郑余庆。元稹有诗《献荥阳公诗五十韵》，荥阳公即郑余庆。卢简求从元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牛僧孺镇襄汉，简求又被僧孺辟为判官，后简求撰有《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师塔碑》《禅门大师碑阴记》。白居易在江州时与刘轲为方外交，又与李渤同至智常处参禅。《全唐文》卷六四〇有李翱《祭李宾客文》，李宾客即李渤。王建有诗《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李十使君即李渤。上述牛僧孺、白居易、杨潜、归登、郑余庆、孟简、权德舆、元稹、卢简求、李渤、刘轲、李翱、王建等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分别与道一、怀晖、智常、灵默、智藏、如满、惟宽、如会、惟俨、道通、崇信、大义、天然、如会、普愿、灵彖、无等、惠朗等重要的洪州宗祖师产生交集。

这种联系实际上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此处暂且搁置。

三 关涉的类型

贞元元和期间的地方官，通过各种途径与洪州宗祖师交往或产生交集，主要接触类型包括撰碑、问道、外护、荐举、诗文、有的地方官甚至成为了洪州宗祖师的法嗣。

目前所见地方官与洪州系禅师交往事迹，大部分保留在前者自己撰写的禅师碑文里，或也有部分碑文今虽佚，但可能为北宋初年的赞宁所见，并纳入《宋高僧传》材料使用范围。赞宁《宋高僧传》在使用碑铭材料时，有时候会在禅师传结尾写出碑铭和撰者，也有时候虽使用了碑铭材料但并未点明自己所援引的碑文。即就现有史料，已可推论出：地方官群体礼遇洪州宗禅师，大部分由地方官自己撰写的祖师碑铭所记录。在我们所见的交往事迹里，为洪州宗祖师撰碑，似乎是地方官工作内容之一。

唐代上层社会里，为已故者撰写墓志风气颇甚，佛教僧侣为世景仰，因而有不少碑铭、塔铭留存后世，其意义被认为是“存示现之辙，佥议琢石，传之无穷”[45]。因有此种感情基础，我们毫无意外地发现为前代禅师撰碑的现象。柳宗元和刘禹锡为惠能撰碑即属此类。此外，世传三祖僧粲归寂于隋代大业年间，天宝时独孤及曾为其撰《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和《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大历时郭少聿也撰有《黄山三祖塔铭》。当然，为禅宗第一祖菩提达摩立碑、张正甫受兴善惟宽和章敬怀晖所托为洪州宗第一祖怀让撰《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亦属此类，令狐权和归登也为怀让撰写了碑铭。多位地方官撰碑，实际上是怀让进入“祖师化程序”的一个环节。

部分禅僧因教内地位崇高而有多个碑铭，例如惠能，王维、柳宗元和刘禹锡分别为他撰碑。洪州宗创立者马祖道一，也有包佶和权德舆所撰碑铭，此外，目前还可见到《马祖禅师舍利石函题记》。我们也可以看到同一撰者为多位洪州宗祖师撰碑，这一点正与上述情况相对照。例如，权德舆曾分别为马祖道一和章敬怀晖撰碑，刘轲更是分别为惠朗、天然、如会、普愿和灵彖撰碑。

地方官员为洪州宗祖师撰写碑铭，动因大致有三。其一，因自己是地方长官，故受归寂祖师门弟子所托撰碑，不少人并将此缘由写在在碑文里。湖南观察使张正甫撰怀让碑时，表明乃受惟宽和怀晖所托，唐技大中年间为西堂智藏撰碑时云：“技焉为是州守，法通录大觉先师囊行前碑，谓余为铭”。此外，李兼为道一撰塔铭时任江西都团练观察使、洪州刺史。归登为怀让撰碑时任左散骑常侍，杨潜为无业撰碑时任汾州刺史，陆亘为太毓撰碑时任浙东观察使[01][26][13][03][53][54]。其二，也有地方官表明因自己儒者身份而受托撰碑，例如陈诩撰怀海塔铭时表明：“其门弟子惧陵谷迁贸，日时失纪，托于儒者，铭以表之。” 唐伸为惟俨撰碑时刚高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三等第一名，是科举状元，他借药山惟俨弟子之言说：“吾道之明于药山，犹尔教之阐于洙泗。智炬虽灭，法雷犹响。岂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没哉”。柳宗元为撰《大鉴禅师碑》时虽系柳州刺史，但在碑文里更多地把自己置于儒者身份 [25] [71][04]。其三，不少撰碑者虽也有地方官身份，但表明自己受惠于禅门心要，是以门弟子身份来撰写归寂禅师碑铭。权德舆撰道一塔铭时即言：“门弟子以德舆尝游大师之藩，俾文言而楬之”。前文所言陈诩撰怀海塔铭时即言：“翊从事于江西府，备尝大师之法味，故不让众多之托。”同样是权德舆，也在位怀晖撰碑时表明：“德舆三十年前，尝闻道于大寂，聿来京下，时款师言。”。白居易为惟宽撰《传法堂碑》时也说道：“有义崇，有圆镜，以先师常辱与予言，知子尝醍醐嗅薝卜者有日矣，师既殁后，予出守南宾郡，远托撰述，迨今而成。”卢简求为盐官齐安撰碑时援引其弟子言句“若之师深索禅悦，为本宗之门人。前时来谒我师，一言有得。今将以是月十七日，谨护法器，藏于灵龛。纪徽烈于乐石者，非子而谁欤”[06][25][35] [69][07]。

立碑、建塔和赐谥是唐代禅僧“祖师化程序”的主要内容，洪州宗禅师进入和完成“祖师化程序”，地方官员因其重要身份，承担了重要义务。例如马祖道一归寂后，由包佶撰写碑铭，权德舆撰写塔铭。贞元七年，建舍利塔时，洪州刺史李兼，建昌县令李启在场作证，因李兼是当时的洪州刺史和江西观察使，或许由他上报朝廷，其后，宪宗追谥曰大寂禅师。文宗大和元年，江西观察使李宪上报疏奏朝廷，诏赐圆证之塔[08][06][12][13][15]。西堂智藏归寂后，谏议大夫韦绶追问藏言行，编入图经，太守李渤请旌表，长庆元年谥大觉禅师[68][39]。汾州无业迁化之岁，汾州刺史杨潜撰碑，并由他上报朝廷，敕谥大达国师，塔号澄源[53]。洪山善信归寂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疏奏朝廷，唐文宗赐所居额为幽济禅院[76]。宝历二年，芙蓉太毓归寂后，韦处厚疏奏朝廷，大和二年，文宗追赠谥号大宝禅师，塔名楞伽之塔，大和三年，越州刺史陆亘撰碑[46][54]。地方官员向朝廷荐举洪州宗祖师，实际上起到了皇室和洪州宗祖师之间的桥梁作用。而对于有较大影响力的禅师，“祖师化程序”属于公开的惯例，几乎无一例外，故本文无需列举下去。

笔者读到《祖堂集》卷十八《赵州和尚章》：“古时有官长教僧拜，马祖下朗瑞和尚不肯拜，官长便嗔，当时打杀。”这说明，唐代僧侣社会地位实际上并非安全。唐代是律令国家，法律条文相当完善，有律、令、格、式等法典，所谓“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格”，有《道僧格》，已佚。目前可见《唐律疏议》有一些涉及僧侣行为的规定。例如，对于“非是官度而私入道及度之者各杖一百”。 “杖一百”，是相当残酷的惩罚了。洪州宗的兴盛和扩展就处于这种并不宽松的外部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地方官员持续外护遂成为洪州宗发展的官方保证。当地方官礼谒、参问、主持斋仪、撰碑以及奏请朝廷颁谥赠名时，不能不说是种变相的保护。下文仅就一些前文未言及特例加以说明。

怀让的祖师地位因地方官的保护性支持而获得社会认同。元和八年，衡州刺史令狐权“问让前迹，权舍衣财以充忌斋，自此每岁八月为观音忌焉”[02]。马祖道一的弘法过程尤其得到地方官的群体性支持或保护。例如，马祖弘法之时，“有诏僧如所隶，将归旧壤。时任洪州刺史、江西团练观察使的鲍防凭借自己的地位将道一留在洪州，继续弘法[09]。786-788年，江西观察使李兼“临长是邦，勒护法之诚，承最后之说”[13]。元和三年，丹霞天然偶遇东都留守郑余庆，得到后者的尊重“奉束素衣两袭，月给米面”，因地方最高长官的礼遇，致“洛下翕然归信”[24]。大约在大和七年至八年（833-834），李翱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在大规模破坏近城坟塔时，独留如会之塔，“谓以别贤愚”[29]。同样，李翱礼重药山惟俨的故事流传颇广[31]。龙潭崇信也因李翱激扬“时乃出世”[32]。鹅湖大义贞元十二年入长安时，受到当时权势宦官霍仙鸣的护佑[47]。建中年间，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支度营田、泽潞磁邢观察使李抱真“深重业名行，旦夕瞻礼麾幢往来。”来自节度使的支持，对汾州无业的上党弘法帮助很大[51]。

将洪州宗祖师迎请至城中大寺院居住，既便利弘法，也是种“保护性居住”。笔者阅读到如下事例。大历年间，路嗣恭任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邀请道一入住洪州开元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保护性弘法[11]。贞元五年，刘太真刚刚到任信州刺史，因鹅湖大义在上饶“为众向伏”，遂“虔请下山”[48]。此外，无业在汾州弘法时，得到汾州刺史董叔经的保护，请住州开元寺[52]。卢元辅任杭州刺史之时，也保护了大云寺居住的明觉[60]。裴胄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时（792-803），对于道悟“稽首问法，致礼迎至”天皇寺[61]。灵默在浙江浦阳、暨阳行化时分别得到武将李望、县令李胄的保护性居住[63][64]。李道古任唐州刺史时，为紫玉道通建禅宫[74]。

唐代以诗赋取士，而士人又喜游历佛寺，于是产生了大量与佛教寺院和僧侣相关涉的诗篇。有趣的是，《全唐诗》收集了非常多的士人游历禅寺，酬答禅僧的诗作，但这些诗篇里的禅寺与禅僧大部是泛泛而言的禅寺、禅僧，与禅宗系统相关或与禅宗僧人相关的诗篇仅占极少一部分。这种情况说明，唐人理解的禅寺、禅僧仅仅是泛泛而谈。在这极少部分关于禅宗僧人的诗篇里，与洪州宗祖师相关的不过十多首而已。这些诗篇作者具有多种身份，以往的诗歌史多以“文士”名之，但实际上，他们也多带有地方官身份，因此需要在此提及。例如，与洪州宗祖师相关的赠诗和游历诗包括殷尧藩《赠惟俨师》、韦应物《行宽禅师院》，这两篇与药山惟俨和兴善惟宽相关，前者写诗时正任李翱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幕职，后者时任苏州刺史[56][78]。

多首诗篇与章敬怀晖相关，显示出怀晖长安弘法时的巨大影响力。例如周贺、冷朝阳和姚合分别作有《赠柏岩禅师》、《宿柏岩寺》、《寄晖上人》[82][81]。上述三首，同样属于赠诗和游历诗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四首感旧时，表达出对章敬怀晖归寂的伤怀，分别是张籍、李益、王建和贾岛的《题晖师影堂》、《哭柏岩禅师》、《题栢岩禅师影堂》及《哭柏岩和尚》、，作诗之时，他们担任郎官、河南少尹、昭应县丞，贾岛后来也担任了长江主簿[83][80][79][73]。

许多碑铭提到地方官员参禅的经历。参问禅要、请益辨道当属他们与洪州宗祖师交往的最重要类型。关于这方面内容，笔者将在第五节予以说明。

在这一节的最后，需要提及如下现象：一些地方官因深入禅道成为洪州宗祖师的门弟子。官员被列入或自认洪州宗法嗣，一些人甚至在传灯录禅门系谱里占据位置，也许颇令人意外，如《景德传灯录》列李繁、刘轲、白居易、李渤、陆亘为道一、招提慧朗、如满、智常和南泉普愿法嗣[58][19][37][38][55]。

四 禅师的日常

安史之乱造成了唐代社会总体上的中衰，此前存在佛教宗派里的大部分随之凋敝，禅宗里的神秀系和神会系即是如此。困境中崛起的洪州宗，其兴盛究竟有哪些秘密？本文所言及地方官员群体的支持护佑仅是外部因素，宗派壮大、僧团繁荣根本上要依赖禅师自身努力。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借地方官员之眼，观察当时洪州宗禅师的具体活动有哪些，尤其是那些此前不大注意的方面。

碑铭常常描述禅宗的影响力，比较碑文对武后至玄宗时代两都初期禅，及洪州宗盛况的描述，在视角选择和辞藻运用上颇有区别。在许多碑文里，对洛阳和长安初期禅阶段的禅师，例如神秀、义福和普寂等人的描述，多采用信众视角，铺陈神秀和福寂等人所受拥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碑铭和僧传对洪州宗昌隆景况的叙述，调整到了僧众视角，更强调禅客从全国各地奔赴洪州宗祖师驻锡之所，号称“法集”。现举数例说明。

张正甫说怀让观音道场“远自梁益，近从荆吴，云趋景附，风动川至”[01]。关于马祖道场受禅客拥戴程度，《祖堂集》卷四《丹霞和尚章》和卷十五《庞居士章》皆以“选佛”称之，《宋高僧传》普愿本传直言“大寂门下八百余人”。借用韦处厚《大义碑铭》语，马祖道场也汇聚了渴求禅法的“学者”：“趋者川奔，学者市聚，一扣秘赜，廓然悬解”[45]。

马祖弟子的碑文大多也极尽渲染禅客参请之盛。鹅湖大义在长安兴福寺时，受到宫室、朝臣和民众的礼重，他们的目的则是“奔问禅扃，日闻秘偈”[45]。怀海塔铭言禅客为参问禅法，决疑禅关自“齐鲁燕代，荆吴闽蜀，望影星奔，聆声飚至”[25]，《宋高僧传》普岸本传也将怀海处禅僧描述为“骈肩累足”。而在法常之所，“徒侣辐凑请问决疑。可六七百纳徒矣”[40]。关于东寺如会，有言“大寂去世，其法门鼎盛时无可敌，谚谓东寺为禅窟”[21]。《宋高僧传》华严智藏本传言其入长安内道场后“辇毂之间玄学者孔炽，就藏之门若海水之归投琴之壑矣”。齐安在盐官海昌院时“慕学之徒从而至者，日比百数”[69]。白居易言兴善惟宽“徒殆千馀”[35]。唐伸言惟俨处参禅者“禅室接栋鳞差，其众不可胜数”[71]。

法集宏盛的铺陈叙写，表明洪州宗祖师禅法大受欢迎，另外也蕴含着地方官员的潜在意图，他们意欲表明洪州宗的宗教行动有补于国运中衰下的世道人心。例如，权德舆在撰碑时强调，道一在龚公山时“所游无滞，随摄而化”“攫搏者驯，悍戾者仁，瞻其仪相，自用丕变”[06]。下述《宋高僧传》本传里的记载可能引自碑文：“亚相观察使陇西李公藩寄严厉，素所钦承，于以率徒依归，缅怀助理。爰用营福，道在观化，情存饰终，辍诸侯之旌旗，资释子之幢盖。其时日变明晦，人萃遐迩。檝（楫）覆水而为陆，炬通宵而成昼。山门子来，财施如积。邑里僧供，饭香普熏。自昔华严归真于嵩阳，善导瘗塔于秦岭。礼视斋斩，人倾国城。哀送之盛，今则三之”[08]。

关于道一弟子化度能力，张正甫言“达摩传心……而施及宽晖，继传心灯，共镇国土”[01]。汾州无业在西河传法“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53]。韦处厚撰写鹅湖大义碑铭时，注意从其社会影响力入手叙述，认为大义赴京乃是以“拯物为心，博施为任”，并且在其从长安返回衢州的路上“所至皆嚣傲耻革，刑狱用省，故郡守藩岳，无不请益，以为有助于政术”[45]。这些语词皆暗示洪州宗教化能改进唐朝衰蔽的社会治理，引领民众向善。

开山之前，洪州宗禅师大都有转益多师的参学经历，这些经历虽在碑文里因最终的系谱认同而意义不彰，但实际上占据了禅师未开山前大部分日常活动。南岳怀让曾先后师从恒景律师、、弘忍弟子老安和惠能，或许与神会系的灵坦也在师友之间[03]。马祖道一资洲处寂所剃度，在渝州圆律师处受具足戒，最后入怀让门下[06]。兴善惟宽曾“学毗尼于僧如，证大乘法于天台止观，成最上乘道于大寂道一”[35]。天然先后师从希迁、希操律师、道一和国一[20]。如会也先后师从了国一合马祖[21]。天皇道悟先后参学了国一、马祖和希迁[62]。地方官员因习儒业，所以在撰写洪州宗碑文时往往以儒学家族观念来比照。《宋高僧传》普愿本传可能使用了刘轲撰写的碑文，对普愿的系谱作了“其宗嗣于江西大寂，大寂师南岳观音让，让则曹溪之冡子也。于愿为大父，其高曾可知也”说明[22]。白居易撰惟宽碑时对禅宗系谱作了最复杂的论述，认为“四祖以降，虽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师与西堂藏、甘泉贤、勒潭海、百岩晖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从父兄弟，径山钦若从祖兄弟，鹤林素、华严寂若伯叔然，当山忠、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融若曾祖伯叔”[35]。洪州宗之开宗立派，确立法系传承至为重要，这也是禅僧最关心内容，因此在洪州宗祖师碑铭中，梳理碑主在禅宗系谱里的位置，几乎成为固定撰写格式。碑铭里确也记载了洪州宗的禅师艰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大多是转益多师，最后认同归宗为洪州宗法系。同样也存在曾在道一处参禅，最后归宗于石头门下者。还有极少曾在道一门下参禅，最后归宗于其它佛教宗派者。碑文的记录，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洪州宗祖师临终前对宗派系谱的最终认同，少数后代弟子替前代祖师立言，性质上属于追溯性认同。禅僧也记载了许多禅门弟子围绕系谱构建、禅门传灯展开的活动。系谱认同与历史实际或许存在差异，已是许多学术撰述的主题，姑不赘论。

灯史和语录里的洪州宗祖师形象，被大量禅机式问答和棒喝交驰所笼罩，但是在地方官员撰写的碑文里，只能看到极少的机缘问答之例，祖师们日常行动也很平实。更值得思考的，是碑文里存在不少与固有祖师形象对立的活动，包括坐禅、读诵和讲经、举办宗教仪式，以及以神异术令人归信。

禅宗灯史和语录往往宣称洪州宗祖师反对坐禅，其例甚多，无庸繁举。然而，碑文里记载了不少籍坐禅而悟道的事例。怀让在惠能门下训练之时常需打坐，达到了深邃的坐禅境界，所谓“深入寂定，住无动道场”[03]。马祖在龚公山“每至海霞敛空、山月凝照，心与境寂，道随悟深”，这句话所陈述的，实际上是禅修境界[08]。大义初至上饶鹅湖山，见山峰秀丽，鸡犬四绝，连续坐禅三日[45]。惟俨初至沣州药山凭借坐禅令当地民众瞩目[71]。如会在长沙东寺时，因“禅客仰慕决求心要”，致使“僧堂之内床榻为之陷折”，号称禅窟、折床会，时人以为大寂去世后法门鼎盛时无可敌[21]。上述事例说明，洪州宗留给后世以“问答”、“棒喝”诱导开悟、反对坐禅的印象，是被灯史和语录过分渲染所致。虽然灯史和语录不提及洪州宗祖师的“打坐”修行，实际上这些禅师非常重视打坐，坐禅属于日常活动。

类似于坐禅，读经、诵经、讲经也是印象里洪州宗批评对象，就此，灯史和语录里有许多滑稽故事和讥讽语句，在此亦无庸繁举。然而碑文里记载了不少洪州宗祖师读经、诵经、讲经的事例，令学者难以漠视。

马祖曾禅诵于抚州西里山，此为权德舆碑铭所记录。禅诵，即坐禅和诵读佛经，在后世的洪州宗灯史和语录里，似乎是刻意反对的[06]。类似地，马祖弟子怀晖“志在《楞伽》，行在曹溪。……百八句义，照其身心。心离文字，化无方所”，亦为权德舆碑铭所记录[07]。怀海参学过程中体会到经藏言教的作用，所谓“岂惟心证，亦假言诠”，于是赴庐江阅浮槎经藏，不窥庭宇者积年。碑铭透露，怀海获马祖印可后，似乎并未转而抵抗经教，甚至临终之际还留下“语本”，流传于后学，被奉为师法[25]。兴果寺凑公在马祖处参禅，成为法嗣后，犹“志在《首楞严经》，行在《四分毗尼藏》，其它典论，以有馀力通”。后来成为律学名僧。白居易描述其日常活动云：“师心行禅，身持律，起居动息，皆有常节，虽冱寒隆暑，风雨黑夜，捧一炉，秉一烛，行道礼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时，未尝阙一。”依据碑文“心行禅，身持律”、“礼佛者四十五年”语，似乎在马祖弟子群体属于“异类”（白居易集笺校，2701-2704）。马祖弟子惟俨在药山弘法时“一食讫就座，转《法华》、《华严》、《涅槃》经，昼夜若一，始终如是，殆三十年矣”[71]。普愿三十岁在嵩山受具时“习相部旧章，究毗尼篇聚之学，后游讲肆，上楞伽顶、入华严海会，抉中百门观之关钥”，可谓深于《楞伽》《华严》《中论》《百论》诸经。普愿后在马祖道一门下，每参听马祖说法后，虽然弟子八百余人，只有普愿能完美梳理马祖讲说的义理[22]。汾州无业情况也类似，他在遇见马祖之前，就遍读《金刚》《法华》《维摩》《思益》等经，“凡参讲肆，聊闻即解”。投入马祖门下后，无业似依旧注意研究佛经。例如碑文记载，在行脚至五台山时，顺便到金阁寺读大藏经[51]。

历代高僧传记，多从神异角度描述禅僧，这自然与“禅定”自印度起就被赋予的神秘力量相关，《高僧传》《续高僧传》里的《习禅篇》如此，相比之下，《宋高僧传》多采碑文，其《习禅篇》不再过于渲染禅僧的神秘力量，这与禅宗兴起所激发起的“理性思维”有联系。然而，我们依旧可以从洪州宗祖师碑文和及僧传里看到一些描述祖师“神异”的段落。

据传马祖驻锡抚州西里山虔州龚公山前，峰岫间魑魅丛居，人莫敢近。马祖来后，某日梦见神衣紫玄冠致礼，言舍此地为清净梵场，自尔猛鸷毒螫变心驯扰[06]。据传大义驻锡鹅湖山前，该山群虎暴噬。某日大义遇之于路，以杖扣其首曰：“当息害心”，自是虎远遁[45]。传说法常也与神人交流过[40]。或许因为民间传说龙王降雨，于是我们看到《宋高僧传》志贤本传记载他因大旱“望空击石，谩骂诸龙”。洪山善信也留下了祈雨故事，碑文记载他“披榛扪石，得山北之岩穴，泊然宴坐。运诚冥祷，雷雨大作，霁后数日”[76]。碑文也记载了灵默训虎、坐禅排毒之神异能力[64]。邓隐峰在“平淮西”期间，遭遇吴元济叛军与官军交锋，遂掷锡空中，飞身冉冉随去。两军士兵各观僧飞腾，不知不觉中，停止了战斗。这个事例反映出宪宗朝普通民众厌弃战争，渴求和平的意识[41]。

陈垣《明季滇干佛教考》卷四僧传开山神话列僧传里治水、降龙、伏虎、生泉、辟盗诸神异之事云：“凡一文化之兴，其先必杂有神话”。洪州宗兴起的两湖、皖赣、闽越地区，民俗信仰浓厚，洪州宗祖师自身携带的神异事迹或传说，无疑有利于吸引信众归附。

五 禅法的解释

洪州禅，即马祖和他的弟子的思想，以往多据《马祖语录》、《四家语录》、《古尊宿语要》、《祖堂集》、《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然而从史料价值看，上述语录和灯史文献都出自五代末宋初甚至以后，距离马祖及其弟子生活的时代远至100-200多年，并不适合直接援引作马祖系禅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可以系年，且年代接近洪州宗的共时性材料。然而在可系年的文献中，《禅源诸诠集都序》情况比较特殊，《都序》因撰于841年前，且文中多将“江西”禅、洪州宗与其它禅的支派进行思想比较，因而被较多援引。但宗密是从义学或佛教哲学的角度来介绍各家禅法，述评各家禅法时，带有自身的宗派，亦即他所认同的荷泽系立场。此外，《都序》“以评带述”、“以论带史”撰述风格影响了客观性。

马祖及其弟子的碑铭是目前系年上更早的材料。碑铭记载的马祖及弟子们的禅法言说、撰碑者的洪州禅理解等内容，因属于“共时性”材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历史“忠实”度。从碑铭材料里可以看出，相比于《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里扬眉瞬目、棒喝交驰的洪州禅风格，相比于宗密简单而又不无贬抑的主观述评，洪州宗祖师碑铭记录的禅言说和禅解释，更接近于传统的佛教义理叙说方式，但思想上有所不同，可以看到一些崭新的措辞，以及新颖的思想探索。这种既存在联结又有所分离的禅思想，理应更接近洪州宗禅法的实际样态。此外，地方官员是受托或为景仰之情所驱使，为洪州宗祖师撰碑，碑文里洪州禅思想表述措辞谨严，不是妄自发挥或无根据地牵合引申，这也保证此类文字的严肃性。

碑文记载地方官群体礼重洪州宗祖师，不是出于客套，大部分是虔心参问，其所得也深。前文已提及权德舆因虔信道一和怀晖禅法而为他们撰写碑文[06][07]。裴谞曾在马祖道一处有所获益，身心受用，所谓“由此定惠，发其明诚”[10]。江西都团练观察使李兼在786-788年间作为马祖道一“晚年定论”的聆听者和见证者[13]。在此同时，李兼还不时赴虔州向西堂智藏“倾心顺教”[14]。曾在多地担任地方官的李翱是勤于问道的典范，马祖去世后，李翱曾向西堂智藏请谒，询问马祖道一的禅法[33]。《宋高僧传》惟俨本传言李翱任朗州刺史时“闲来谒俨，遂成警悟”[30]。此外，李翱还向鹅湖大义请教过禅法[34]。白居易在长安时常向兴善惟宽问道，任江州司马时也向智常请谒。乐天耽于禅法，甚至最后成为如满的入室弟子[35][36][37][38]。惟俨在药山弘法时，湖南观察使崔群和朗州刺史温造“相继问道，俨能开发道意”[44][70]。牛僧孺以鄂州刺史，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使、“镇三江”时，听说无等“道香普熏遐迩”，遂命驾枉问 [50]。陆亘任宣歙观察使时，与南泉普愿有机缘问答[55]。华严智藏入长安后，庐元颢（或为茹元颢）“素奉其道”[57]。裴胄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时向天皇道悟“稽首问法”[61]。西堂智藏在虔州龚公山接替马祖主持佛事之时，除江西都团练观察使李兼外（见前文），继任江西观察使兼洪州刺史齐映、征事郎裴通“皆倾心顺教”[14][66][67]。章敬怀晖在长安时“居上院为人说禅要。朝寮名士日来参问”[07]。对洪州禅领悟既深，他们所言及、所阐述的禅法，应该被当作洪州禅思想的重要文献对待。

地方官所撰洪州宗祖师碑文里记载的禅法，以马祖道一及其弟子鹅湖大义、兴善惟宽和章敬怀晖最为显明，后三者是马祖归寂后，社会层面影响力最大的弟子。

菩提达摩禅法为南宗所阐扬，致“流于天下”，也为洪州宗继承。权德舆认为这种思想是“以五蕴九识十八界皆空，犹镜之明也，虽万象毕呈，而旋光性无累，心之虚也。虽三际不住，而觉观湛然，得于此者，即凡成圣。不然，一尘瞥起，六入胶固，循环回复于生死之中，风涛火轮，迷忘不息”[07]。

这里所表述的南宗思想，与大乘佛教般若学相一致。心如明镜而又若虚空，以至照而无照的譬喻，与所谓“不起妄念”、“无心合道”南宗禅相同。

道一思想，载于权德舆所撰《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碑文记载了马祖“最后之说”，实际上算“马祖晚年定论”：“大抵去三以就一，舍权以趋实，示不迁不染之性，无差别次第之门。常曰：“佛不远人，即心而证；法无所著，触境皆如。”岂在多歧，以泥学者？故夸父吃诟，求之愈疏，面金刚醍醐，正在方寸”[06]。

该处阐述了马祖禅的原理、原话和效用三方面。原理，指立足于般若学精神的诸法平等之说，可谓大乘佛教的“共法”，马祖禅与之相等的特色语句是“平常心是道”；“佛不远人，即心而证；法无所著，触境皆如”，这是道一原话，与“一切皆真”（宗密语）相距不远。夸父、金刚之喻，表达的是“即心是佛”思想。

道一弟子鹅湖大义禅法载于韦处厚所撰《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韦处厚归纳道：“大师之旨，盖以一切法是，一切法非；于无性无象而有得有丧，一切亦非；于有形有纪而无取无舍，一切亦非；夫然，岂可以一方定趣决为道耶。故大师以不定之辨，遣必定之执，祛一定之说，趣无方之道”[45]。

这段话表达的也是般若学“荡相遣执”、“平等不二”的精神，即敦煌本《坛经》所云“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李朝正也在碑文里归纳大义思想道：“每敷演妙理，万法一如，得无所得，证无所证，开合不二，是非双泯。夫无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极，可谓真证直得涅槃宗源乎”[49]。可见，大义解释的禅思想，具有一致性。在回答唐顺宗“何者是佛性”之问时，大义言“不离殿下所问”[07]。大义的理解遵循了马祖“佛性在方寸间”，“见性成佛”的禅思想。

道一弟子章敬怀晖的禅思想，载于权德舆撰《唐故章敬寺百岩大师碑铭》，碑文引怀晖原话云：“心本清净而无境者也，非遗境以会心，非去垢以取净。神妙独立，不与物俱。能悟斯者，不为习气生死幻蕴之所累也”。

“心本清净”，即是《大乘起信论》以下常识语“心本离念”。“无境”，指破除对象化的“修道”思维，因为道本无修，即非“去垢以取净”。类似李翱，权德舆也尝试着使用儒家经典《中庸》《易传》或“思孟学派”思想术语表达：“尝试言之，以中庸之自诚而明，以尽万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则方袍褒衣，其极致一也”[07]。

道一弟子兴善惟宽的禅思想，载于白居易撰《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碑文里的一段话被乐天视为兴善惟宽的“心要”：“居易为赞善大夫时，尝四诣师四问道。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如江湖河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第二问云：‘既无分利，何以修心？’师曰：‘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起念。’第三问云：‘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二病，是名贞修。贞（一作真）修者，不得动，不得忘。动即近执着，忘即落无明。’其心要云尔。”

惟宽对第一问的答语，解释了戒禅不二，即敦煌本《坛经》“无相戒”的意涵；惟宽对第二问的答语，解释了非对象化“无修”理念，即敦煌本《坛经》“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惟宽答语的第三、四句，阐释了敦煌本《坛经》“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思想。

综览地方官员所撰洪州宗诸禅师碑铭记录的禅法，形式上看，总体多属法语和说理式应答，禅风平实，尚未见到如《祖堂集》和《景德录》所言弥布机锋的机缘问答；内容上看，这些碑文记载洪州宗禅法多与敦煌本《坛经》相一致，文辞方面可比较之处甚多；从洪州宗旨角度审察，虽未看到马祖“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命题的直接陈述，但有些思想表达相当接近，因此，上述命题或许是洪州宗的后代弟子总结式创造。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各碑铭所记录禅思想之间也存在互证关系。

洪州宗祖师碑铭里唯一可称得上“机缘问答”或禅机式问答事迹的，见符载的《荆州城东天皇寺道悟禅师碑》：“师患背痛，临终，大众问疾，师蓦召典座近前，师曰：‘会么？’对曰：‘不会。’师拈枕子抛於地上，即便告寂。”

符载所撰道悟碑文载于《全唐文》卷六九一。问题在于，《全唐文》所录《道悟碑》，其文献原本并非出自唐代，甚至不见于宋代文献。《唐代研究のしおり》之十《唐代の散文作品》列《道悟碑》13859号，亦未指出该碑铭史源。 至贾晋华《古典禅研究》，方点明该碑出自《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 经比较，笔者以为贾晋华的判断是正确的，证据在于：《佛祖历代通载》引符載的碑文时前有“其略云”三字，《全唐文》照抄时省略“其略云”三字，但内容与《佛祖历代通载》引符載的碑文完全一致，足见其全引《佛祖历代通载》而匿其迹。故道悟临终问答，风格上虽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所载禅机问答或机缘问答完全一致，但出自元代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或经增删亦未可知，不能直接视为道悟思想。同时也反证了：在目前所见共时性文献里，马祖和他的弟子的禅风平实，未见后世灯史里所充斥的“机缘问答”、棒喝、机锋等内容。

   地方官员·洪州系祖师关涉表（一）：人物与文献

地方官员·洪州系祖师关涉表（二）：事项及补正

[01]《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张正甫撰，载《唐文粹》卷六十二及《全唐文》卷六百一十九。碑铭称应惟宽、怀晖所请而撰，时间在元和十八年。

补正：宪宗元和年号迄十五年（820）止，“元和十八年”乃元和八年（813）或元和十年（815）之讹。据《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八年十月己巳，以苏州刺史张正甫为湖南观察使。元和十二年八月戊辰，以同州刺史张正甫为河南尹。据《白居易集》卷四十九《张正甫可同州刺史制》“及领藩部……加于是邦，迨兹五年”句，张正甫湖南观察使任职时间为元和八年至元和十二年（813-817）。章敬怀晖元和三年（808）奉召进入长安，元和十年（815）十二月十一日归寂于长安章敬寺。兴善惟宽元和四年（809）奉宪宗诏入长安安国寺，元和十二年（817）归寂于长安传法堂。张正甫《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应作于元和八年（813）或元和十年（815）湖南观察使任上。

[02]据《宋高僧传》卷九怀让本传，元和八载（813）“衡阳太守令狐权问让前迹，权舍衣财以充忌斋，自此每岁八月为观音忌焉”。

补正：令狐权事或载归登所撰怀让碑。令狐权为衡州刺史事，两《唐书》失载。

[03]据《宋高僧传》卷第九怀让本传：“元和年中，常侍归登撰碑”。

补正：据《旧唐书》归登本传，“登顺宗初拜给事中，迁工部侍郎，久之，改为改左散骑常侍。因中谢，宪宗问时所切，登以纳谏为对，时论美之。”知归登撰怀让碑时任左散骑常侍。顺宗在位一年，年号永贞。令狐权问让前迹在元和八载（813），知撰碑当在813-820年间，归登时任左散骑常侍。

[04]柳宗元撰《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补正：《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6册收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该书卷四录《大鉴禅师碑》言“柳宗元撰，正书，元和十一年正月。明嘉靖乙巳重刻。广东曲江”。据此，柳碑所立时间为元和十一年（816）。碑文言“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祠部，符到都府。”据此，疏奏谥号和塔名在元和十年（815），下诏亦在本年。惠昕本坛经言“元和十一年，诏追谥曰大鉴禅师。”误。

[05]刘禹锡撰《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

补正：碑文言“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误，实为元和十年。“后三年”，即第二碑所立的元和十四年（819）

[06]权德舆撰《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

补正：《旧唐书》权德舆本传，德舆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再迁监察御史。权德舆诗《奉和许阁老酬淮南崔十七端公见寄》：“忆昔同驱传，忘怀或据梧。幕庭依古刹，缗税给中都。瓜步经过惯，龙沙眺听殊。春山岚漠漠，秋渚露涂涂。”自注：“德舆建中、兴元之间，与崔同为盐铁邑大夫，从事扬子既济寺。贞元初，德舆受辟于江西廉推”。据《旧唐书·德宗本纪》，建中二年十月丁丑，以权盐铁使、户部郎中包佶充江淮水陆运使。建中三年八月戊辰，以江淮盐铁使、太常少卿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知盐铁邑为包佶。据《唐方镇表》江西都团练观察使贞元元年至七年列李兼，在此时段内，权德舆为其幕下判官。期间，德舆贞元五年（789）丁母忧回润州丹阳旧居。《旧唐书》权德舆本传：“德宗雅闻其名，征为太常博士，转左补阙”。时应在贞元七年（791年）。《道一塔铭》亦撰于本年。

[07]权德舆撰《唐故章敬寺百岩大师碑铭》

补正：碑文言怀晖元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恬然示灭”。据《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十一年（816）冬十月丁巳，以刑部尚书权德舆检校吏部尚书，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知怀晖归寂时，权德舆任刑部尚书。据《宋高僧传》怀晖本传，章敬怀晖在长安时“居上院为人说禅要。朝寮名士日来参问”，权德舆当也在列。

[08]《宋高僧传》卷第十道一本传言“丹阳公包佶为碑纪述。”

补正：《新唐书》包佶本传，“佶字幼正，润州延陵人。……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迁刑部侍郎，改秘书监，封丹阳郡公。”据《旧唐书·德宗本纪》，建中二年（781）十月丁丑，以权盐铁使、户部郎中包佶充江淮水陆运使。建中三年（782）八月戊辰，以江淮盐铁使、太常少卿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贞元元年（785）以汴东水陆运等使、左庶子包佶为刑部侍郎。贞元二年（786）春正月丁未，以国子祭酒包佶知礼部贡举。《新唐书·礼乐志》：“贞元四年（788），国子祭酒包佶言……”，知包佶贞元三年至五年任国子祭酒。贞元六年，任秘书监。累封丹阳郡公。贞元八年卒，权德舆撰《祭秘书包监文》和《宋高僧传》所言“丹阳公”应为勋号“丹阳郡公”。包佶与道一交游时，任盐铁、两税、水运诸使；道一去世时，任国子祭酒，后转任秘书监，累封至丹阳郡公。

[09]《宋高僧传》卷第十道一本传言“建中中，有诏僧如所隶，将归旧壤，元戎鲍公密留不遣。”

补正：据《旧唐书·德宗本纪》：建中元年（780）四月戊申，以福建观察使鲍防为洪州刺史、江西团练观察使。知“元戎鲍公”为鲍防。

[10]权德舆道一塔铭言道一在龚公山时，“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于禀奉，多所信向，由此定惠，发其明诚。”《宋高僧传》道一本传言“郡守河东裴公，家奉正信，躬勤咨禀。”

补正：龚公山在唐代属虔州（今赣县），“裴公”即裴谞。《唐刺史考全编》虔州引权德舆塔铭列裴谞大历二年（767）。据两《唐书》裴谞本传，裴谞大历期间曾出为虔州刺史，历饶、庐、亳三州刺史。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九年（793）十一月 壬寅，河南尹、东都留守裴谞卒。裴谞礼谒道一当在大历二年（767）前后。

[11]权德舆撰道一塔铭言“大历中，尚书路冀公之为连帅也，丹车旁午，请居理所。”宋僧传道一本传言“大历中，圣恩溥洽，隶名于开元精舍。其时连率路公，耹风景慕。”

补正：据《旧唐书》路嗣恭本传，大历六年（771）七月，路嗣恭为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大历八年，诏加嗣恭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嗣恭后拜检校兵部尚书，知省事。又据《《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七年（772）正月庚子，以检校户部尚书路嗣恭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观察使。路嗣恭礼谒道一当在大历六年至七年（771-772）前后。

[12]据《马祖禅师舍利石函题记》，贞元七年道一舍利建塔时，李启任建昌县令。

[13]权德舆塔铭言“贞元二年，成纪李公以侍极司宪，临长是邦，勒护法之诚，承最后之说”。

补正：《唐方镇年表》江西观察使贞元元年（785）至六年列李兼。碑文里的“成纪李公”即李兼。据《马祖禅师舍利石函题记》，贞元七年（791）为道一舍利建塔时，李兼任洪州刺史。

[14]《宋高僧传》西堂智藏本传言智藏回虔州“时亚相李公兼……倾心顺教”。

补正：《权载之文集》卷四十八《祭故李祭酒文》：“大君嗣位，推择良守。乃眷上游，作藩夏口。报政献功，察廉一方。再扞大憝，以完南邦。……就加副相，乃镇西江。”由此可推断，李兼任江西观察使职时曾加官御史大夫。

[15]《册府元龟》卷五十二载文宗大和元年十月时，江西奏道一塔额，诏赐圆证之塔之事。

补正：《唐方镇表》江西宝历二年至大和二年列李宪。据《旧唐书·敬宗本纪》和《旧唐书·文宗本纪》，宝历二年（826）八月庚戌，以太府卿李宪为江西观察使。大和二年（828）十月辛未，以江西观察使李宪为岭南节度使。大和三年（829）七月乙未，岭南节度使李宪卒。

[16]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言“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

补正：马总元和八年至十一年（813-816）为岭南节度使。宪宗根据马总上疏，追谥惠能大鉴。其后，马总请柳宗元撰写碑文。

 [17]《宋高僧传》西堂智藏本传言路嗣恭大历七年（772）请道一居洪州，智藏乃回郡，此后直至元和九年（814）归寂。

补正：据《旧唐书》马总本传，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又《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五年七月庚申，以虔州刺史马总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马总（摠）元和初至五年任虔州刺史（806-810），时智藏在世。

[18]《全唐文》卷七百八十所收李商隐撰《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言“我幕府河东公……属者以洪州三大师灵仪未集，华构将成，乃进牍求真，移书抒意。”

补正：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唐四证堂碑，李商隠撰，正书，无姓名，大中七年十一月”。知该碑立于大中七年（853）。四证堂，在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有净众无相、保唐无住、马祖道一、西堂智藏图像。大中五年（851），李商隐任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幕府参军，“幕府河东公”指柳仲郢。《新唐书》本传：“仲郢，字谕蒙，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 牛僧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鄂岳蕲黄观察使期间（825-829），曾礼谒僧无等，时柳仲郢为幕府从事。仲郢弟柳公权，书法名家，曾手书《玄秘塔碑》、《金刚经》、《心经》等。

[19]余靖景佑五年（1039）撰《韶州月华山花界寺传法住持记》，言惠朗“门人刘轲为之碑甚详云。”

补正：惠朗元和十五年（820）归寂。《全唐诗》卷四九一及《全唐文》卷七四二收有刘轲诗文。今人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和李德辉《全唐文作者小传补正》均考证刘轲行历。据二书，刘轲少为僧，元和初隐居豫章（庐山），与白居易为友。元和十四年（819）进士登第，后任国子学博士。长庆四年（824）任膳部员外郎。大和初，历任监察御史，其中大和元年（827）在福建张仲方幕中。大和四年（830）后转殿中侍御史。大和九年（835），任朝议郎，行尚书膳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上柱国。大和四年（839），任洺州刺史。开成中，迁秘书臣，史馆修撰学士。惠朗归寂时（820），刘轲方进士及第，任国子博士，撰惠朗碑应在此时。

[20]《祖堂集》卷四《丹霞和尚章》言天然长庆三年（823）归寂，刘轲撰碑文，时任国子博士。

[21] 《宋高僧传》如会本传言“穆宗长庆癸卯岁终于寺。……刘膳部轲著碑焉”。

补正：如会长庆三年（823）归寂。刘轲撰碑时间应在834-827年间，时任膳部员外郎。

[22]《宋高僧传》普愿本传言大和甲寅岁十月归寂，“乙卯岁……膳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轲钦若前烈，追德颂美焉”。

补正：大和九年（835），刘轲任朝议郎，行尚书膳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上柱国。

[23]据《祖堂集》卷十五《永泰和尚章》，灵彖大和三年归寂，刘轲制碑文。

补正：考刘轲自大和初历任监察御史，元年（827）在福建张仲方幕中，三年（829）撰灵彖碑。

[24]《宋高僧传》天然本传言“元和三年，晨过天津桥，横卧。会留守郑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无事僧。留守异之，乃奉束素衣两袭，月给米面。洛下翕然归信。”

补正：留守，职官名，即东都留守。据《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元年十一月，以国子祭酒郑馀庆为河南尹。又据《旧唐书》郑余庆本传，元和三年（808年），余庆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

[25]陈诩撰《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言元和九年（814）怀海故去后，诩为其撰碑，乃因“翊从事于江西府，备尝大师之法味，故不让众多之托。……元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

补正：《全唐文》收入怀海《塔铭》，作者小传：陈诩，字载物，闽县人。大历中进士，贞元中官户部郎中知制诰。李德辉《全唐文作者小传补正》据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推断陈诩系贞元十三年（797）进士，官终至知制诰。欧阳詹与陈诩为闽中才子。《全唐文》卷五百九十六收有欧阳詹《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言“客有天水姜阅、河东裴参和、颍川陈诩、邑人济阳蔡沼佐赞盛事，亦献雅章。”

今按：陈诩出颍川陈氏，颍川为陈诩郡望。《塔铭》言“翊从事于江西府”，应指元和十三年事。《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七年十一月甲申，以同州刺史裴堪为江西观察使。对此，《全唐文》卷六百六十一收有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同书卷六百四十九有元稹《加裴堪工部尚书致仕制》。。《旧唐书·敬宗本纪》：宝历元年（825）七月丙戌，户部尚书致仕裴堪卒。据此，裴堪元和七年起为江西观察史，终于以户部或工部尚书致仕。《旧唐书·穆宗本纪》元和十五年（820）八月乙亥，前江西观察使裴次元卒。据此陈诩进士及第后，曾任江西观察使裴堪及裴次元幕职，以知制诰终官。

[26]唐技大中九年（855）撰西堂智藏碑文《龚公山西堂敕谥大觉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

补正：《唐刺史考全编》虔州列唐技大中九年（855）。智藏大宝光塔重建于咸通五年（864）。陈尚君先生《全唐文补编》言唐技“到职未逾月卒”，疑误写。铃木哲雄、杨曾文先生对此碑铭续有考证。

[27]唐技撰《龚公山西堂敕谥大觉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言道一殁后，智藏“聚其清信众，如寂之存。是时，太守李公舟，天下名人也，事师精诚。”

补正：《唐刺史考全编》虔州贞元二年至三年（786-787）列李舟。

[28]唐技撰《龚公山西堂敕谥大觉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言智藏殁（817）后，其塔（大宝光塔）建于宝历元年（825），江西观察使薛放实主其事。

补正：据《旧唐书·敬宗本纪》，宝历元年正月辛丑，江西观察使薛放卒，则薛放建智藏塔不久即去世。《唐方镇表》江西长庆三年至宝历元年（823-825）列薛放。

[29]《宋高僧传》如会本传言穆宗长庆癸卯岁终于寺，迁塔于城南，李翱“尽毁近城坟塔，唯留会所瘗浮图”，谓以别贤愚。

补正：如会归寂于长庆三年癸卯（823）。据《旧唐书》李翱本传，翱大和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为刑部侍郎。故李翱毁坟塔、独留如会塔之事在大和七年至八年（833-834）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任上。

[30]《宋高僧传》惟俨本传言李翱任朗州刺史时“闲来谒俨，遂成警悟”。

补正：《旧唐书》李翱本传：元和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七月，出翱为朗州刺史。满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庐州刺史。据此，李翱谒惟俨应在元和十五年（820）。

[31]《宋高僧传》惟俨本传言李翱“末由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复遇紫玉禅翁，且增明道趣。” 《宋高僧传》道通本传：“一云……尚书李翱礼重焉”。

补正：道通元和八年（813）归寂。据《旧唐书》李翱本传，翱大和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故李翱、道通交游之事存疑，或为大和九年（835）事。

[32]《宋高僧传》崇信本传言“直从荆渚，乃诣澧阳龙潭栖止，因李翱尚书激扬，时乃出世。”

补正：李翱与崇信交游，当在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任上（833），时尚未授户部尚书。

[33]《景德传灯录》卷第七《虔州西堂智藏禅师》：“马祖灭后，师唐贞元七年众请开堂，李尚书翱尝问僧：马大师有什么言教。”

补正：《旧唐书》李翱本传：“父楚金，贝州司法参军。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据此，李翱家贝州。贞元七年（791），翱尚未出仕，不合赴虔州问禅要于智藏。又据《宋高僧传》智藏本传，智藏元和九年（814）归寂，翱翱大和九年（835）七月方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查翱仕宦履历，未有与虔州相关者。综上，此记录似无据。

[34]《景德传灯录》卷第七《信州鹅湖大义禅师章》：“李翱尝问师”。

补正：据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鹅湖大义入京在贞元十二年（796）后。大历中，大义在上饶郡西百里鹅湖山。永贞初（805-806），大义复至长安，元和十三年（818）归寂于兴福寺内道场。李翱与大义交游当在长安，时李翱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35]据《宋高僧传》惟宽本传，元和四年至十二年，宽在长安，“白乐天为宫赞时以师事之。” 白居易《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言惟宽弟子义崇，有圆镜以先师常与乐天言，故而在惟宽殁后，乐天“出守南宾郡”时“远托撰述，迨今而成”。

补正：据两《唐书》白居易本传，乐天时任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元和九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故乐天师事惟宽在元和九年冬至元和十年七月间（814-815），约半年之久。惟宽元和十二年（817）归寂。据《旧唐书》白居易本传，乐天元和十年（815）七月，先出为江表刺史，未到任即再贬为江州司马，十三年冬，迁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南宾郡即忠州，故《传法堂碑》当撰于元和十三年冬至十四年冬期间（819-820）。

[36]《祖堂集》卷十五《归宗和尚章》言“白舍人为江州刺史”时参师颇甚殷敬。《宋高僧传》智常本传言“白乐天贬江州司马，最加钦重。”《宋高僧传》又言乐天与李渤同参智常。

补正：《祖堂集》言乐天时为江州刺史，误。应依《宋高僧传》江州司马。江州刺史者实为李渤。据两《唐书》白居易本传，乐天任江州司马期为元和十年至十三年（815-819），参智常应在此期间。与李渤同参智常，当在元和十五年（820）。

[37]《景德传灯录》卷十洛京佛光寺如满禅师法嗣列白居易。

补正：白居易《圣善寺白氏文集记》，收于《白氏文集》卷六十一，即今《四部丛刊初编》《白氏长庆集》第21册，又见《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记》言“中大夫守太子少傅冯翊县开国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太原白居易字乐天，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故长老如满大师有斋戒之因，与今长老振大士为香火之社。”乐天因将己编《白氏文集》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律疏库楼。又据《旧唐书》白居易本传：“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六，赠尚书右仆射……遗命……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乐天会昌元年（841）请罢太子少傅，未准。会昌六年（846年）卒，如满亦于此年早乐天故。乐天有诗《山下留别佛光和尚》、文《佛光和尚真赞并序》。

[38]《宋高僧传》智常本传言李渤迁江州刺史，到郡与白乐天同参智常。

补正：《新唐书》本传：“李渤字浚之，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又出为虔州刺史。未满岁，又迁江州刺史。”穆宗即位在元和十五年，故李渤参智常当在本年（820）。朱遵度《栖贤寺碑》和余靖《庐山承天归宗禅寺重修寺记》亦记李渤参智常事。

[39]《宋高僧传》西堂智藏本传：智藏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终。太守李渤请旌表。

补正：据《旧唐书》穆宗本纪，长庆元年五月己亥，贬考功员外郎李渤为虔州刺史。未满岁，迁江州刺史。知李渤任虔州刺史时间为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请旌表智藏当在此期间。

[40]《宋高僧传》法常本传言法常开成四年九月十九日归寂，“进士江积为碑云尔”。《祖堂集》卷十五《大梅和尚章》亦云：“括州刺史江绩撰碑文。”

补正：法常开成四年（839）归寂，撰碑者为江积，或江绩。《登科记考》及《补正》未录进士名江积或江绩者。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巻十三收有《大梅山常祖师还源碑》，江积撰并正书，开成五年七月，言出自《诸道石刻録》。《石刻録》今佚。

[41]《宋高僧传》隐峰本传、《景德传灯录》卷八《五台山隐峰禅师》均记平淮西时隐峰阻吴元济叛乱，显神异令两军将士斗心顿息之事。

补正：平淮西在元和十二年（817）

[42]《宋高僧传》如会本传言在长沙东寺时“相国崔公群慕会之风来谒于门。”《景德传灯录》卷七《湖南东寺如会禅师》云：“相国崔公群出为湖南观察使，见师问曰……”。《祖堂集》卷十五《东寺和尚章》云：“承相崔公胤（群）高其风韵，躬问师”。

补正：此事或载于刘轲撰如会碑。据《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乙卯，谏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观察使。称崔群为相国或丞相，乃指其同平章事之职。又据《宪宗本纪》，元和十五年七月甲辰，以大理卿孔戢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故崔群任湖南观察使当在元和十四至十五年（819-820）。

[43]《宋高僧传》太毓本传云居毗陵义兴芙蓉山时，相国崔公群出镇宣城际“深乐礼谒，致命诚请”。

补正：据《旧唐书·文宗本纪》，大和元年（827）春正月戊寅，以前户部侍郎于敖为宣歙观察使，代崔群；以群为兵部尚书。《唐方镇表》宣歙观察使长庆三年至大和元年（823-827）列崔群。太毓宝历二年（826）归寂，群当在823-826年间内礼谒太毓。

[44]《宋高僧传》惟俨本传：“相国崔群、常侍温造相继问道，俨能开发道意。”

补正：惟俨驻锡地为朗州药山，大和二年（828）归寂。崔群礼谒惟俨，当在湖南观察使任上，即元和十四至十五年（819-820）。

[45]据韦处厚撰《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大义元和十三年（818）归寂，“门人宏钻仰之志，存示现之辙，佥议琢石，传之无穷。”碑铭于是乎作。

补正：《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十一年八月，考功郎中韦处厚为开州刺史。《唐刺史考全编》开州刺史元和十一至十三年（816-818）列韦处厚。此后，处厚拜户部郎中。撰碑应在开州刺史或户部郎中任上。

[46]《宋高僧传》太毓本传言太毓宝历二年（826）归寂，“大和二年，相国韦处厚素尚玄风，道心惇笃，以事奏闻。天子爰降德音，褒以殊礼，追谥号塔名”。

补正：据两《唐书》韦处厚本传，大和初，处厚进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灵昌郡公，有相国之尊。韦处厚大和二年（828）故去。逆推，处厚奏太毓事当在宝历二年至大和二年期间（826-828）。据《景德传灯录》卷七《唐常州芙蓉山太毓传》，大和二年（828）追谥大宝禅师、楞伽之塔。其后，陆亘任越州刺史期间撰太毓碑（829）。

[47]韦处厚撰《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言受诏入长安前：“大师来之夕也，右神策护军霍公见梦焉。翌日访之于慈恩寺，且与寐合，遂表闻为内道场供奉大德”。

补正：《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二年（796）六月乙丑乙丑，初置左右护军中尉监、中护军监，以授宦官。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旧唐书》窦文场、霍仙鸣本传：“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籓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

[48]韦处厚撰《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大历中，游上饶郡西百里所。……贞元初，礼部侍郎刘太真出典是郡，通津修梁，为水所败。以大师为众向伏，虔请下山。”

补正：《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五年（789）三月丙寅，贬礼部侍郎刘太真为信州刺史。《旧唐书》刘太真本传：“贞元五年，贬信州刺史，到州寻卒”。

[49]《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八录李朝正《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阴文》

补正：该碑乃录自二祖山元符寺。李朝正因鹅湖大义受诏入京，德宗虔心向佛，乃“至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德宗皇帝乃度中贵王士则，命舍官，赐法名惠通，充弟子，又度官生童子惠真，充侍者。惠通由是亲承教旨，妙达真宗”，有感而立碑。二祖山元符寺达摩碑碑阴落款为“□□□□□□□□□军使登仕郎守内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朝正述”。《全唐文作者小传》谓李朝正为“元和朝官昭义军监军使，守内侍省奚官局令。”误，应系贞元、元和间人。

[50]《宋高僧传》无等本传言在鄂州时“大和元载属相国牛公僧孺出镇三江，闻等道香普熏遐迩，命驾枉问。”

补正：《旧唐书·敬宗本纪》载宝历元年正月乙卯，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使。《旧唐书》牛僧孺本传：“凡镇江夏五年。大和三年，李宗闵辅政，屡荐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知僧孺在鄂自宝历元年至大和三年（825-829）。

[51]《宋高僧传》无业本传：“节度使相国李抱真与马燧累有战功，又激发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势盛，然好闻贤善，虽千里外必持币致之，深重业名行，旦夕瞻礼，麾幢往来。”

补正：《旧唐书》李抱真本传：德宗即位，拜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支度营田、泽潞磁邢观察使。建中二年，田悦以魏博反，抱真与燧败悦兵于双冈。《旧唐书》王武俊本传：建中四年六月，李抱真使辩客贾林诈降武俊。十月，武俊南修好抱真，西连盟马燧。会兴元元年德宗罪己，大赦反侧。《宋高僧传》所言为建中二年至建中四年（781-783）事，然李抱真兴元（784）初方迁检校左仆射、平章事。《宋高僧传》称“节度使相国李抱真”，误。又，无业李抱真交游一事或载于杨潜撰无业碑。

[52]《宋高僧传》无业本传：“复振锡南下至于西河，初止众香佛刹，州牧董叔缠请住开元精舍。”

补正：据《唐刺史考全编》，贞元中，董叔经任汾州刺史。《宋高僧传》之“缠”，疑形近而误。

[53]《宋高僧传》无业本传言无业“迁化之岁”为“穆宗皇帝即位之年”

补正：即元和十六年或长庆元年（821），《宋高僧传》又言“州牧杨潜得僧录准公具述其事，遂为碑颂。”《祖堂集》卷十五《汾州和尚章》则言汾州刺史杨潜撰无业碑，在长庆三年（823）。

[54]《宋高僧传》卷十一言太毓大和二年归寂后“越州刺史陆亘摛翰论撰焉”。

补正：据《旧唐书·文宗本纪》，大和三年九月戊戌，以前睦州刺史陆亘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代元稹；大和七年闰七月癸未，以太子宾客李绅检校左散骑常侍兼越州刺史，充浙东观察使，代陆亘；以亘为宣歙观察使。故陆亘任越州刺史期为大和三年至七年（829-833），并兼任浙东观察使。陆亘撰太毓碑当在大和三年（829）。

[55]《景德传灯录》卷八《池州南泉普愿禅师》载普愿与“陆亘大夫”的机缘问答。

补正：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以宣州的秋浦县和南陵县置，贞观元年（627年）裁撤。永泰元年（765），再次以宣州的秋浦县和青阳县以及饶州的至德县置，后又裁撤，以其地归宣州，属江南西道。故《宋高僧传》传言“池州”，误。据《旧唐书·文宗本纪》，大和七年，以陆亘为宣歙观察使。据《旧唐书》陆亘本传，亘大和八年九月卒，与普愿交游问答当在大和七年至八年（833-834）宣歙观察使任上。

[56]殷尧藩诗《赠惟俨师》（8/492/5613）有“焕然文采照青春，一策江湖自在身。”句。

补正：据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813-814）。李翱大和七至八年（833-834）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尧藩或佐其幕。或随李翱同参问惟俨。陶敏《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里《<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一文指出该集存在大量宋明人诗、明人伪造诗及其它唐代诗人重出诗，但未言及本诗。

[57]《宋高僧传》华严智藏本传：“建中元年（780）入长安，庐元颢素奉其道，举奏入内供养，敕令住华严寺。”

补正：庐元颢应为卢元颢（范祥雍校勘语），涉音近而误。又，《文苑英华》卷九百九有张贲然撰《忠武将军茹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亦录此碑铭），文中言碑主茹义忠 “有才子三：伯曰元颢，皇易州遂城府左果毅。”疑《宋高僧传》所言卢（庐）元颢，即茹元颢，曾任易州遂城府左果毅都尉。

《宋高僧传》华严智藏本传言其父黄某为洪州椽。

补正：华严智藏文宗大和九年（835）归寂。《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一载邓成事，引戴孚撰《广异记》：“邓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余，曽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广异记》撰于大历（766-779）年间，疑华严智藏之父即黄麟。

[58]《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玄圣蘧庐二卷。右唐李繁撰繁学于江西僧道一，敬宗时尝与丁公著、陆亘入殿中，抗佛老，讲论唐虞。

补正：入殿事当在宝历（825-827）年间。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十五年（799）七月戊午，贬左拾遗李繁播州参军。据《旧唐书·文宗本纪》，大和三年（829）十一月丙戌，敕前亳州刺史李繁于京兆府赐死。《新唐书》王起本传言起元和末拜陕虢观察使，时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诛贼抵罪。故李繁入殿抗佛老时任亳州刺史。

[59]《宋高僧传》天皇道悟本传言建中二年（781）后在荆州当阳柴紫山弘法时：“崇业上首以状于连帅而邀之，不违愿力，聿来赴请”。

补正：此事在道悟转天皇寺、并获裴胄礼谒前。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八年（792）二月，以江西观察使裴胄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据《唐刺史考全编》，此前荆州三任地方官及在任时间分别是张伯仪（782-785）、李皋（785-787）和樊泽（787-792）。余无可考。

[60]《宋高僧传》明觉本传：在杭州大云寺, 属范阳卢中丞向风躬谒。

补正：文中所言卢中丞即卢元辅。《旧唐书》元辅本传：“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后，特恩拜左拾遗，再迁左司员外郎，历杭、常、绛三州刺史。”元辅父卢杞，杞父卢奕，奕父怀慎。《旧唐书》卢怀慎本传：“滑州灵昌人。其先家于范阳，为山东著姓。”知范阳卢中丞即卢元辅。又《全唐文》卷六九五有卢元辅文《胥山祠铭并序》：“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杭州刺史上柱国卢元辅视事三岁”。知卢元辅自元和八年（813）起任杭州刺史。

[61]符载《荆州城东天皇寺道悟禅师碑》言道悟在荆州时，“江陵尹右仆射裴公稽首问法，致礼迎至。”《宋高僧传》道悟本传：“江陵尹、右仆射裴公缙绅清重，拥旄统众，风望眄睐，当时准程，驱车盛礼，问法勤至。”

补正：裴公，即裴胄。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三年（787）十月闰月乙卯，以国子司业裴胄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贞元七年（791）春正月庚辰，以湖南观察使裴胄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贞元八年（792）二月，以江西观察使裴胄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十九年（803）五月辛亥，荆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江陵尹裴胄卒。《旧唐书》裴胄本传：贞元十九年（803）十月卒，时年七十五，赠右仆射，谥曰成。综上，裴胄道悟交游时，胄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尚未得赠右仆射。《宋高僧传》和符载碑所记皆误。

[62]《宋高僧传》天皇道悟本传：元和二年（807）归寂，“时太常协律符载著文颂德焉”。

补正：《郡斋读书志》卷四：《符载集》十四卷。右唐符载，字厚之，岐襄人。防有宏达之志，隠居庐山，聚书万卷，不为章句学。贞元中，李巽江西观察荐其材，授奉礼郎，为南昌军副使，继辟西川韦皋掌书记，泽潞郄士美参谋。厯协律郎、监察御史，元和中卒。又据李德辉《全唐文作者小传补正》，符载贞元十八年，入韦皋幕，皋卒，又入刘辟幕。元和三至六年，赵宗儒为荆南节度使，辟为记室。符载任协律郎、监察御史当在元和二年（807）前后。

[63]《宋高僧传》灵默本传：“行次浦阳盛化，有阳灵戍将李望，请默居五泄焉。”

补正：诸暨浦阳江边浦阳县，“阳灵”二字疑衍文。

[64]据《宋高僧传》灵默本传，灵默在五泄时，“平昌孟简中丞廉问浙东废管内兰若，学徒散逸，时暨阳令李胄状举灵山许重造院。”知李胄为暨阳县令。

[65]《宋高僧传》灵默本传：“平昌孟简中丞廉问浙东废管内兰若”。

补正：《旧唐书》孟简本传：字几道，平昌人。……（元和）六年，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擅其理。……九年，出为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灵默有诗《越州观察使差人问师以禅住持依律住持师以偈答》，题中“越州观察使”应为“浙东观察使”。“廉问浙东废管内兰若”事，应在元和九年（814）后。

[66]《宋高僧传》西堂智藏本传：“属元戎路嗣恭请大寂居府，藏乃回郡，得大寂付授纳袈裟，时亚相李公兼、国相齐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倾心顺教。……谏议大夫韦绶追问藏言行，编入图经。太守李渤请旌表”。

补正：据《新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八年（792）秋七月甲寅朔，以桂管观察使齐映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贞元十一年（795）秋七月辛卯，江西观察使、洪州刺史齐映卒。据《旧唐书》齐映本传，贞元二年（786），以本官与左散骑常侍刘滋、给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又，路嗣恭大历七年（772）恭请大寂居洪州开元寺，智藏遂回虔州（本郡）龚公山接替马祖主持佛事。综上，齐映拜平章事则在贞元二年（786）。礼谒智藏在贞元八年至十一年间（792-795），时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宋高僧传》称“国相齐公映”，误。

[67]《宋高僧传》西堂智藏本传：“中郎裴公通倾心顺教。”

补正：本传言藏在贞元二年（786）后于虔州龚公山弘法。中郎，唐代职官名，属于郎官之一，为帝王近侍官，清贵。裴通，传统史籍缺载。今《全唐文补遗》第十册《千唐志斋新辑墓志》有裴通贞元五年（789）所撰《唐故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裴府君（涚）墓志铭并序》。通自署：六弟，征事郎前行京兆府富平县尉。此征事郎裴通或即《宋高僧传》所言中郎裴通。

[68]《宋高僧传》西堂智藏本传言智藏归寂后,“谏议大夫韦绶追问藏言行，编入图经”。

补正：据《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九年（814）闰八月壬戌，以中书舍人王涯、屯田郎中韦绶为皇太子诸王侍读。又据《旧唐书》韦绶本传，元和十年，改职方郎中，充太子诸王侍读，再迁谏议大夫。“追问藏言行，编入图经”当在元和十年（815）后。

[69]齐安会昌壬戌岁（842）归寂。卢简求撰《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师塔碑》：“海昌院院主僧法昕萃诸门人授简于简求曰：“若之师深索禅悦，为本宗之门人。”

补正：据此碑文，卢简求曾拜盐官齐安门人为师。又据《旧唐书》卢简求本传，简求曾从元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新唐书》简求本传：“会昌中，讨刘稹，以忠武节度使李彦佐为招讨使，各选简求副之，俾知后务。”据此，简求浙东参禅事应在元稹浙东观察使幕府，即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823-829）期间，撰碑时应任忠武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本道供军使。

卢简求撰齐安碑（《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师塔碑》），后又为盐官齐安撰《禅门大师碑阴记》，此碑多为学界忽略。碑文言“会昌壬戌岁，简求既撰大师碑铭。是月藏真身于法堂之西南隅。琬玉将刻，遭值难事。……今天子绍开洪基……遂班示县道，崇焕寺宇。”显系武宗造会昌法难后，宣宗大中初年景况。《记》又言“余时分符吴郡”，据此，大中初年简求任苏州刺史。

[70]《宋高僧传》惟俨本传言元和中在朗州药山弘法，至大和二年（828）归寂，常侍温造曾问道于惟俨。

补正：据《旧唐书》温造本传，造出为朗州刺史当在长庆年间（821-824），或于彼时问道于惟俨。本传又言，大和四年，兴元军乱，杀节度使李绛。文宗以造气豪嫉恶，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据此，温造问道于惟俨时尚非“常侍”。

[71]《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六录唐伸撰《沣州药山故惟俨大师碑铭》

补正：《全唐文》作者小传言唐伸系宝历元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三等。碑铭言，开成元年（836），惟俨门人持“先师之行”，托于伸从母兄崇敬寺大德，求为碑铭。据《册府元龟》卷六四四、《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宝历元年《放制举人诏》，唐伸为第三等第一名，或因此故受托撰写碑铭。

[72]《宋高僧传》灵彖本传：“长庆元年住百家岩寺，未几徙步江陵，太守王潜请居永泰寺”。《祖堂集》卷十五《永泰和尚章》：“又至荆渚，仆射王潜请住永泰寺。”

补正：据《旧唐书·穆宗本纪》，长庆元年（821）正月癸卯，以泾原节度使王潜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又据《旧唐书·文宗本纪》，大和三年（829）正月甲寅，荆南节度使王潜卒。据此，王潜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在821-829年。  

[73]据《宋高僧传》卷十怀晖本传，怀晖元和十年（815）归寂后第二年，贾岛撰碑：岳阳司仓贾岛为文述德焉。

补正：全唐诗收贾岛《哭柏岩和尚》（9/572/6687），为悼念怀晖所作。据《新唐书》贾岛本传：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主簿。会昌初，以普州司仓参军迁司户，未受命卒，年六十五。据此，贾岛元和十六年尚未任“司仓”（普州司仓参军），《宋高僧传》有误。《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三录苏绛《贾司仓墓志铭》（《唐故普州司户贾府君墓志铭》）：“解褐授遂州长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释手。秩满迁普州司仓参军。诸侯待之以宾礼。”此述贾岛长庆二年（822年）进士及第后事。《宋高僧传》称“岳阳司仓贾岛为文述德”，误。

[74]《宋高僧传》道通本传：“刺史李道古作意为建禅宫焉”。

补正：据《旧唐书》李道古本传，道古“历处、随、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观察为鄂、岳、沔、蕲、安、黄团练观察使，时元和十一年也。”《严州图经》卷一题名：李道古，元和六年六月三日自唐州刺史拜。《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录皇甫湜《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前刺史李君为政更年，大惠一州……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记。”又据《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八年十月己巳，以宗正少卿李道古为黔中观察使。综上，李道古元和六年在唐州刺史任上，道通元和八年（813）于唐州紫玉山归寂时，李道古非唐州刺史，已调任黔中观察使。建禅宫当在道古唐州刺史任上。

[75]《宋高僧传》道通本传：“故相国于頔最所归心”。

补正：据《旧唐书》《德宗本纪》和《宪宗本纪》及《新唐书》于頔本传，贞元十四年丙辰，以陕虢观察使于頔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元和元年十二月甲辰，襄阳于頔加平章事。頔元和初年入朝。据载，元和三年九月庚寅，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守司空、同平章事。故贞元十四年至元和三年（798-808）期间。

[76]张商英撰《随州大洪山灵峯寺十方禅院记》记载了洪山善信事迹，言善信大和元年（827）归寂，“山南东道奏上其状”，唐文宗嘉之。

补正：北宋随州在唐属山南东道隋州。据《旧唐书·穆宗本纪》，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丁巳，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李逢吉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长庆二年三月癸巳，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为兵部尚书。又据旧唐书敬宗本纪和文宗本纪，宝历二年十一月甲申，以右仆射、同平章事李逢吉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临汉监牧使。大和二年十月癸酉，以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窦易直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临汉监牧等使，代李逢吉；以逢吉为宣武军节度使，代令狐楚。综上，李逢吉曾两度就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820-822）、宝历二年至大和二年（826-828）。向朝廷奏洪山善信行状当在李逢吉第二个山南东道节度使任期内。

[77]《祖堂集》卷十四《大珠和尚章》有“王长史问……”等语。

补正：据《唐六典》卷三十上州设长史一人（从五品上）、中州设长史一人（正六品上）。慧海在越州，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越州开元十万七千六百四十五户，为上州。长史为刺史佐官，但无实职。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幕佐考（修订本）》列王密（节度副使）为韩滉幕下（779-787），曾任越州刺史及浙江东西节度副使。同书又列孟简幕下王敬仲（副使），并引《千唐志斋藏志》一〇二九《王府君（敬仲）墓志》：元和初祀，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使随军……至九年（814）充浙东道同团练副使。

[78]韦应物有诗《行宽禅师院》（3/192/1984）。

补正：韦应物788任苏州刺史，790 免苏州刺史，寄居于苏州永定寺，并在此年去世。据白居易《传法堂碑》，贞元六年（790）始行于闽越间，此前在江西马祖道一处修禅。韦应物诗《行宽禅师院》当作于惟宽“行于闽越间”，时韦应物任苏州刺史。

[79]王建有诗《题栢岩禅师影堂》（5/301/3413）有“恨不生前识，今朝礼画身”句。

补正：怀晖元和十年十二月（816年1月）归寂。据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王建元和八年（813）白发初为吏，任昭应县丞（陕西临潼），长庆中（821-824）还京，自太府丞转秘书郎，再转太常丞，迁秘书丞。《题栢岩禅师影堂》或作于初为吏至长庆中（813-824）。

[80]李益有诗《哭柏岩禅师》（5/283/3212）。

补正：怀晖元和三年（808）受诏入长安章敬寺，元和十年十二月（816年1月）归寂。据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李益贞元十二年至元和元年在幽州刘济幕，元和初还京任郎官、中书舍人、秘书少监等职，其间曾出为河南尹，元和八年转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五年后为右散骑常侍。与怀晖交游时，当在李益长安任郎官等职后。此诗当作于李益任太子右庶子期间。

[81]姚合诗《寄晖上人》（8/497/5692）。

补正：据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姚合元和中登第，此前为校书郎、节度参谋、观察支使、武功主簿、万年县尉等职，宝历二年升监察御史。

[82]冷朝阳诗《宿柏岩寺》（5/305/3471）有“吾师修道处，不与世间同”句。

补正：《宋高僧传》怀晖本传：“次寓齐州灵岩寺，又移卜百家岩，泉石幽奇。”范祥雍：“《景德录》作栢岩，按：《碑铭》作百岩。”怀晖相关文献里所称“栢岩/百岩/百家岩/柏岩/”，皆指唐都畿道怀州百家岩，今河南焦作修武县云台山百家岩。怀晖居在元和三年前。怀晖元和三年（808）受诏入长安章敬寺。据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冷朝阳曾为昭义军节度使薛嵩“座客”。薛嵩宝应元年至大历八年（763-773）为昭义军节度使，领泽、潞、相、卫、贝、邢、洺、磁诸州。兴元元年（784）前后，冷朝阳曾任将仕郎，行太子正字。贞元中，冷朝阳曾任监察御史。

另：周贺有诗《赠柏岩禅师》（8/503/5761），有“野寺绝依念”“乞食嫌村远”句。

补正：关于周贺，据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东洛人，少为浮屠，法名清塞。姚合莅杭后，塞携书投谒，因加以冠巾，名周贺。《赠柏岩禅师》当写于周贺为僧、与怀晖交游时，法名清塞。

[83]张籍诗《题晖师影堂》（6/386/4359）有“日早欲参禅，竟无相识缘。道场今独到，惆怅影堂前”句。

补正：张籍长期任郎官。此诗当作于怀晖归寂后。

                                                     二〇二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