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存黄檗：隐元的著述、文学与思想志趣
杨祖荣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明末清初，佛教复兴之际，隐元隆琦（1592—1673）在动荡的时代里中兴黄檗之道。在前后两任住持黄檗期间，隐元先后阅藏说法、广纳僧众、兴建殿宇，辛苦万状，重兴黄檗，为明清黄檗山中兴祖师。清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漂洋过海，远渡扶桑，创立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广播临济宗法，绵延法脉。日本黄檗宗一举得以与当时日本的临济、曹洞二宗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隐元也是继唐代鉴真和尚之后又一位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他所带去的黄檗传统同样扎根于日本社会文化，带给近代日本以深远的影响。
一、东西黄檗：隐元的生平
隐元隆琦一生住持东西黄檗，八坐道场，名闻两国，德冠诸方，故其生平于国内外文献均有详实记载。最早的隐元行迹资料为弟子慧门如沛（1615—1664）、木庵性瑫(1611—1684)、虚白性愿(1613—1674)、即非如一（1616—1671）等所记述编录之《行实》（收录于1653年性宗所编撰《隐元禅师语录》）。独耀性日（生卒年不详）与南源性派（1631—1692）在《行实》基础上，又先后编订整理了《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及《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其生平资料于国内文献则主要见诸于《福清县志》《黄檗山寺志》等地方志、寺志材料。在此基础上，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隐元生平叙述已极为详尽。隐元一生大致能够划分为出家前（1592—1621）、出家黄檗至东渡日本（1621—1654）以及东渡弘法至圆寂京都松隐（1654—1673）三个时期。
（一）年少慕佛（1592—1621）
隐元隆琦，俗名林曾昺，号子房。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四日戌时，生于福建福清上迳镇东林村。林曾昺之父名德龙，号在田，在他六岁时便远游湖南一带，但就此不归，音讯全无。母姓龚氏，家中共兄弟三人，林曾昺排行最末。父亲的出走使得家业日渐素淡，林曾昺九岁入学之后不久便只能废学，与兄弟一同耕樵以维持生计。
林曾昺少有慕佛之念，曾经仰观天河运转，星月流辉，发问“谁系谁主？躔度不忒？”及年长，林曾昺渐渐无心于世俗。二十岁时，他劝说母亲兄长暂缓为自己操持婚事，接着便以寻父为志，北上遍游江浙等地。万历四十二年（1614）春，林曾昺前往南海普陀山朝礼观音，本为求菩萨神力阴助寻父，然而一见佛地庄严，却立即凡念冰释，发心持素，投潮音洞主为道人。寓居普陀一年后，林曾昺意识到普陀为菩萨荫人福报之所，而自己所求为师者，应是精修实学之人，于是复归闽省母，居家清修。他曾梦游深山岩崖与三位僧人分食西瓜，而谓“四沙门果，吾预其一，吾事济矣”，就此坚定出家之念。归家之后，林曾昺常劝母亲事佛持斋，见买卖鱼及禽兽则赎取以放生。
（二）出家黄檗（1621—1654）
万历四十八年（1620），母亲逝世，林曾昺请当地黄檗大德于印林寺为母亲送葬，完成了俗世之孝道，决定出家南海。当时主持仪式僧人为黄檗寺住持鉴源兴寿(？—1625)，他得知林曾昺有出家南海为僧之志后，便劝说道“人之学道，何必择地。因缘在处，即是道场。何必择地始成佛耶？”
越明年，林曾昺入黄檗寺剃度出家，师从鉴源兴寿，法号隐元，法讳隆琦。当时，正值明末佛教复兴之际，禅宗盛极一时，临济更是禅风大振、法遍天下，于隐元日后之游历参学大有裨益。
出家之时，隐元曾云：“此处落发，若不精修梵行，兴崇法门，生陷泥犁，自是常持。”出家后他便克志精修，勤于研读经文，两年间于远近诸寺先后听讲了《楞严经》《涅槃经》《法华经》《金光明经》，之后又再次学习了《法华经》与《楞严经》。天启四年（1624），天台山通玄寺的临济尊宿密云圆悟（1566—1642）受邀住于金粟寺，隐元立即投其会下参禅，寻求开示。经密云和尚指导后，隐元愈发勤勉用工，常在禅堂通宵达旦夜坐冥想，在漏深人定之时礼拜佛像。
隐元开悟于三十五岁。这一年金粟寺的僧人满五百，分为东西两堂，隐元受任客堂主。一日，隐元在与五峰如学（1585—1633）的机锋问答中败阙后坐卧不安，起身愤愤而行，却目中不见人，乃至于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次日早课，他才恢复了一些知觉。第三日上午，忽然有一阵风从窗外吹入，隐元顿感寒毛卓竖，紧接着通身大汗淋漓，至此大彻大悟。
崇祯二年（1629）八月，福清黄檗寺请密云和尚前往开法，次年隐元跟从密云至山。此后六年时光内，隐元皆与良哉性常、良冶性乐、良者性善等几个沙弥一同隐居于黄檗狮子岩。但是此地荒颓已久，刀畊火种，运石砌阶等事皆由隐元等人亲力亲为。虽澹泊度日，隐元却怡然自乐。
崇祯六年（1633）冬，黄檗寺请密云法嗣费隐通容（1593—1661）任住持之职，命隐元为西堂。次年，费隐通容便传法与隐元隆琦，隐元由此成为临济宗三十二传。崇祯十年（1637）十月，隐元得费隐法衣，遂应黃檗耆宿以及融邑诸绅士敦请，接替费隐通容担任黄檗住持。此后两度住持黄檗十七载岁月之中，隐元苦心经营、广纳僧众、扩充寺资，最终重兴黄檗成为彼时中国东南一大禅林。
（三）东渡弘法（1654—1673）
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长驱南下，故国灭亡。明清易代之际，身为明代遗民的隐元哀恸不已。面对破碎之山河，怀揣弘法之远志，数年后，隐元隆琦为日本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1601—1668)的四度恳请所感动，最终答应所请，决定东渡弘法。
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传黄檗寺住持之职与弟子慧门如沛，告别黄檗僧众便踏上路途。一路上抵莆城、寓凤山，又途径泉州开元寺，最终在中左江头（今厦门）受郑成功拨船护送，启棹而东。隐元一行人于七月初五晚顺利抵达长崎，次日便入住长崎兴福禅寺。之后，隐元接连住持了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以及摄州祥云山普门福元禅寺，遍游日本名寺古刹，辛勤弘法，发扬临济宗风。
作为中国禅僧赴日弘法的隐元在渡日初期曾不可避免地招致过诸多非议，《年谱》记载“师到普门，四方道俗，疑信参半，是非蜂起”，然而隐元却始终处之泰然“不见不闻两自在，无求无謟各风光。”（《闻谤》）另一方面，彼时日本临济宗妙心寺龙溪宗潜（1602—1670）、秃翁妙周(1611—1681)等禅僧极力为隐元奔走，为其争取到了大量官方政治力量的支持。
日本宽文元年（1661）隐元七十岁古稀寿诞。是年，德川幕府准许了隐元为新寺院的选址，于京都府宇治郡太和山落成新寺，为临济道场，更施赠大量粮食、白银以及木材。隐元仍以黄檗山万福禅寺为其命名，以示不忘福清黄檗之祖庭。新黄檗的开创，正式标志临济宗黄檗派在日本落地生根，从此便有东西两黄檗之称。此后，后水尾太上法皇屡次降旨存问，对隐元敬重有加。宽文四年（1664），隐元交付住持一职与弟子木庵性瑫，自此退居松隐堂，终老扶桑。
宽文十一年（1671）岁暮，隐元提前拟作遗嘱及规约，后载《黄檗清规》之中。宽文十三年(1673)四月三日，隐元安然示寂于京都黄檗山，年八十二岁。后水尾法皇敕封隐元为大光普照国师，此后日本皇室每隔50年皆为其加赠封号，迄今已有七次。隐元去世后，日本黄檗宗在隐元弟子及法孙的持续发展壮大下，接连开创十一个流派，其法脉绵延，传承至今。
二、道之所存：隐元的著述
自祖师西来，单传心印，禅宗便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宗旨，应机接物。然而禅宗祖师上堂说法、接引弟子却无不需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故而纵观禅宗语言之演变，皆于“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理念间此消彼长。北宋惠洪（1071—1128）“文字禅”反拨“无事禅”“无言禅”之弊，大受临济宗师推崇。至晚明，紫柏真可（1543—1603）“文字禅”进一步延伸发展了惠洪“文字禅”之内涵，持续影响禅林。隐元亦上承此传统，认为“一呼一应，一唱一酬，一句一言，一文一偈，皆至道之所存。”（《耆龄答响自序》） 故其一生“笔舌澜翻澄四海”，著述颇丰，尤其是其诗歌创作，近有五千之数，其中大部分是在他东渡之后创作而成。
日本学者平久保章所编《新纂校订隐元隆琦全集》收录了隐元在世以及入寂后不久开版雕刻的语录与诗偈集，从隐元的四十三种语录类集子中选出了十八类作为底本，并用其他本子补底本所缺，为目前所见收录隐元作品及相关文献最为详实者。《全集》内容上，共包含有嗣法门人海宁编《隐元禅师语录》十六卷、门人兴燄编《隐元禅师续录》一卷、嗣法门人性瑫编《黄檗和尚扶桑语录》十六卷、侍者性萤编录《黄檗隐元和尚云涛二集》八卷、《佛祖像赞》一卷、嗣法门人性瑫编《黄檗和尚太和集》四卷、嗣法门人性派编录《黄檗隐元和尚云涛三集》八卷、侍者道澄编录《隐元和尚松隐集》三卷、侍者道澄录《拟寒山诗》一卷、侍者道澄编录《隐元和尚松隐二集》四卷、侍者性派集录《隐元和尚松隐三集》四卷、《禅余歌》一卷、侍者性派录《松隐续集》四卷、侍者性派编《松堂续集》四卷、侍者道澄编录《黄檗隐元和尚耆年随录》两卷、侍者道澄录《黄檗隐元和尚耆龄答响》一卷、侍者道节录《松隐老人随录》三卷、《普照国师年谱》《黄檗隐元禅师年谱》《黄檗和尚寿章》《黄檗开山老和尚末后事实》及《奏对机缘・赐号加号宸瀚》等。
现以平久保章《新纂校订隐元全集》书前日文解题为基础，对《全集》所用之底本及其他相关版本大致情况，依次进行梳理略述。
1、《隐元禅师语录》十六卷四册，黄檗文华殿藏本（开山塔院本）。
该本有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的槃谈序、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的唐世济序、王谷序，以及顺治九年壬辰（1652）蔡联璧序。由刊记所载“癸巳秋弟子性宗募刻黄檗全录一十七卷……”可以得知此本是由林继京（法名性宗）募刻于顺治十年癸巳（1653），即隐元东渡的前一年。同时，又有《黄檗隐元禅师年谱》载“有黄檗语录十六卷……中国流行”一条，能够证明此语录确实早在隐元东渡之前便于中国开版雕刻。因此，文华殿藏本四篇序中的槃谈序写于隐元东渡两年，故应是追刻增补的。
同为黄檗文华殿藏本的还有《黄檗和尚全录》十八卷六册，该本第一卷至十六卷承接上述十六卷本《隐元禅师语录》，但对比二者所收录篇目，略有不同。卷第十七至十八则为《隐元禅师续录》。
此外，编录于顺治八年的《行实》卷第十中有记载“《示众语录十六卷》又录二册，《云涛集》一册并行于世”，倘若记载时间无误，那么应该另有于顺治八年开刻的《隐元禅师语录又录》十六卷本，而林继京募刻本或许为重刻本或增补本。
《行实》所谓“又录二册”是指龙云寺所藏，嗣法门人性愿所录《隐元禅师又录卷上》一卷一册本，以及门人性圭所录《黄檗隐元禅师又录》一卷一册本（版心记“隐元禅师又录卷下”）。根据《行实》可知，顺治八年《又录》二册已在中国国内开版。之后心月性印（胜性印）于承应三年（1654）从隐元处获得，于次年在京都开刻。内容上，该本有顺治二年（1645）长至日鲁贻居士刘沂春之序，并且收录了浙江省嘉兴府崇德县福岩寺语录与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龙泉寺语录。
另外，还有国立公文书馆藏本《黄檗隐元禅师语录（隐元禅师语录）》二卷一册，为崇祯十五年（1642）所刊刻,卷上为侍者约溥录，卷下侍者海珠录。有唐世济、王谷之序，内容为隐元住古黄檗时语录，是为隐元最初的语录。
2、《黄檗和尚扶桑语录（隐元禅师语录）》（宽文版）十六卷四册，龙云寺藏本。
《黄檗和尚扶桑语录》存在“明历版”与“宽文版”两个版本。
“宽文版”有顺治十三年（1656）的髻珠头陀严云序，刊记载：“宽文参年癸卯浴佛日，弟子性微捐资敬梓《黄檗老和尚语录》一部，共十六卷。”
“明历版”为黄檗文华殿所藏《黄檗和尚扶桑语录（隐元禅师语录）》十八卷五册。该本同样有顺治十三年（1656）结髻头陀严试之序，也同样收录兴福寺、崇福寺、普门寺语录。刊记载“摄州大坂武井宗左卫门法名性洪捐资刻此黄檗和尚扶桑全录一部流通……明历三年岁在丁酉孟夏日慈云山房识”。但《普照国师年谱》万治三年庚子一条中又记有“刻榑桑三会录，吴郡严栻头陀序之”。因此二者存在部分出入，盖前者所言为“明历版”，而《年谱》所记为“宽文版”。
“明历版”还存有一增补本，为平久保藏《黄檗和尚扶桑语录（隐元禅师语录）》十八卷五册。
3、《隐元和尚云涛二集（黄檗隐元和尚云涛二集）》八卷二册，龙云寺藏本。
该本卷第一至四为侍者性莹编录，卷第五至八为侍者性派编录。刊记载：“长崎弟子林仁兵卫，领森口屋庄兵卫，为荐性秀、性秀茂二灵，捐资刻此《黄檗和尚云涛二集》八卷……万治四年岁，在辛丑季春清明日福元禅寺识。”收录了隐元在兴福寺、崇福寺、普门寺时期创作的诗偈。
龙云寺另藏有门人性愿记录的《黄檗隐元禅师云涛集》一卷一册。该本有顺治八年（1651）秋之语石居士唐显悦序。据《行实》记录可知，顺治八年，《云涛集》一册在中国已经开版，而此本收录了顺治十一年元隐东渡之前的诗偈，可视为八卷之增补本。
4、《佛祖像赞》一卷一册，龙云寺藏本。
《普照国师年谱》宽文二年一条记载有“八月丹羽玉峰居士，命法印探幽等绘《十八罗汉并列祖像》奉镇当山，因着《佛祖像赞》一卷。”该书有岁次壬寅腊月八日的隐元自序，刊记载“女弟子性恩捐资谨刻《佛祖图赞》一册流行……壬寅年荐月吉旦识”。
内容上包括了从“释迦牟尼佛”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像，从“第一世南岳怀让禅师”到“第三十五世费隐通容禅师”的祖师像（缺少“第二十五世万峰时蔚禅师”至“第三十三世幻有正传禅师”像），记录其略传，并各有赞。
5、 《黄檗和尚太和集》四卷一册，黄檗文华殿藏本。
在该本之前已有两个版本存在。其一为龙云寺藏本《黄檗和尚太和集》四卷一册，有宽文三年（1663）梅月素庵会道人序、龙溪宗潜开堂请启，刊记“长门弟子道可捐资谨刻《黄檗和尚太和集》一部流行……时宽文四年岁次甲辰灯节日谨识”。收录了宽文元年八月黄檗山至宽文四年春前后的语录。
其二则为黄檗文华殿藏本《黄檗和尚太和集（内题相同）》，为龙云寺藏本的增补本，但内容上只是对“上堂二·机缘一”略有增补而已。
《全集》所用此本则是龙云寺藏本的又增补本，同样为四卷一册，在《黄檗和尚太和集》（增补本）的基础上又有增补。
此外，还有洞云寺藏，侍者性派、性潡同编的《黄檗和尚太和集》一卷一册本，刊记有“弟子道光捐资敬刻《黄檗和尚太和集》一册流行……壬寅年葭月初四日识。”宽文元年八月至隐元进入黄檗山后第二年中的语录被收录其中。
6、《隐元和尚云涛三集（黄檗隐元和尚云涛三集）》八卷一册，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
该本之前，还有龙云寺藏《云涛三集（黄檗隐元和尚云涛三集）》四卷一册，为侍者性潡编录。刊记载“长门弟子道可捐资谨刻《黄檗和尚云涛三集》四卷流行……宽文三年岁次癸卯葭月吉旦识”。收录了宽文元年八月隐元住黄檗晋山前后至宽文三年左右的诗偈与歌。
《全集》所用本是上述龙云寺藏本的增补本，但缺少刊记。
在此之外，另有龙云寺藏，侍者道收编录的《黄檗隐元和尚云涛续集》一卷一册本。
7、《隐元和尚松隐集》 三卷一册，侍者道澄编录，龙云寺藏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
8、《拟寒山诗（隐元和尚拟寒山百咏》一卷一册，龙云寺藏本 。
卷首载有宽文六年（1666）孟夏佛诞辰日的隐元自序，卷末载有高泉性潡的跋，录有“五言八句诗一〇一首”。
另外还有黄檗文华殿藏本《又拟寒山一百首》。
9、《黄檗山御赐佛舍利记附赞颂》一卷一册，龙云寺藏本。
《普照国师年谱》宽文六年一条云：“六月廿九日，太上皇以佛舍利五颗贮以宝塔赐师……又赐金敕建舍利殿师作记颂进谢。”《记》后附有“诗偈八·题赞一·歌一”，续收录木菴的赞、慧林性机以下至洞达极十八人的颂十九首。卷末有“二条通鹤屋町田原氏文林刻”字样。
后有平久保藏本《黄檗山御赐佛舍利记附赞颂》一卷一册，为龙云寺藏本之增补本。共增补即非如一的赞并引、颂各一首，独湛性莹的颂二首，《太上法皇御制佛舍利赞》，隐元的《恭和御赞韵有引》七首，木菴以下二十二人《恭和合壁韵》二十二首。
10、《松隐二集（隐元和尚松隐二集）》四卷一册，黄檗文华殿藏本。
刊记载：“泉州弟子道成敬捐赀刊此松隐二集四卷流行……宽文七年岁次丁末仲春日识。”主要收录宽文六年的作品。其中，有关《竖松隐堂额》的诗偈、《弥勒携六童子渡水图》的题赞、黄檗山现存有《竖额咏八十翁隐元书》的亲笔诗偈（收于卷轴）和《壬子仲冬日八十一翁隐元谨题》的亲笔赞轴幅，应是后来所抄。
11、《松隐三集（隐元和尚松隐三集）》四卷二册，黄檗文华殿藏本。
该本卷第一至二为侍者性派集录，卷第三至四为侍者性潡集录。有宽文丁未七年九月中澣谷旦所作的《隐元自序》，自序之后的诗篇也被收入其中。
12、《禅余歌（黄檗隐元和尚禅余歌）》一卷一册，黄檗文华殿藏本。
该本有文戊申年阳月圣制日隐元序，收录歌共五十六首。
13、《松隐续集（内题同）》四卷二册，黄檗文华殿藏本。
其中收录了宽文七年的诗偈，但大部分收录为宽文八年至九年的诗偈、题赞。有收录款记为“辛亥春日，黄檗隐元老僧书示”的隐元亲笔所写的轴幅，疑为后来所抄写。
14、《松堂续集》四卷一册，黄檗文华殿藏本。
收录有宽文七年、同十一年的诗偈，但主要收录为宽文九年至十年的诗偈、题赞。
15、《黄檗隐元和尚耆年随录》二卷一册，黄檗文华殿藏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
主要收录了宽文十一年、八十岁时期的诗歌偈、题赞。
16、耆龄答响（黄檗隐元和尚耆龄答响）》一卷一册，龙云寺藏本。
《普照国师年谱》宽文十一年一条中有“仲冬师诞辰嗣法门人暨四方硕德，各以诗文为祝。师感其诚，敬述《耆龄答响》一卷。”有龙飞辛亥年黄钟月吉旦的隐元自序（由高泉性潡代作），收录有七言八句诗偈百首和七言四句诗偈五十四首。
17、《松隐老人随录壬子年（松隐老人随录）》三卷一册，龙云寺藏本。
该本大部分收录了宽文十二年壬子，隐元八十一岁时的诗偈类。
另有黄檗文华殿藏《松隐老人随录壬子年（松隐老人随录）》为该本之增补本，共二卷一册，为侍者道节所录。附有《松隐老人晚录》的外题（黄檗文华殿藏），收录了宽文十二年至十三年隐元圆寂为止的诗偈、题赞以及钟铭。
三、易代与东渡：隐元的文学创作
长久以来，禅宗与文学传统的联系极为紧密，大量禅僧热衷于与文人间的交流往来。隐元禅师同样具备文人化的生活方式，他在书法、绘画上皆有造诣，对于文士间的饮茶趣味亦有独特的心得。东渡之前，隐元常与闽地士绅有文学方面的交流互动，长崎登岸后更与日本皇室、幕府官员等不同群体有大量诗歌唱和，促成其文学素养不断提升、文学底蕴日益深厚。
隐元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于诗偈写作，其创作包括古诗、律诗、绝句与歌，几乎涉及所有诗体。据林观潮先生参考《全集》所统计，隐元语录与诗偈集中，共有诗偈4909首、题赞653首、上堂331篇、书问180篇、颂古135首、机缘104篇、法语84篇、小佛事78则、小参65则、歌65首、代古54首、杂着41篇、源流颂35首、拈古27首、启13篇、开堂7篇、入院6篇、答问4则、入室2篇、行实1篇，答垂语1条，凡21种6786篇。另有隐元所编，收录他人诗歌的《三籁集》与117通往来书信尚不在统计范围内。虽隐元自谦道：“谓余能诗，余实未能也。”（平久保章：《全集》第八卷第3909页）但可见经由大量的写作积累，其诗艺及文学素养非同一般。
隐元的诗偈创作根据其生平的几个重要节点而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内容、风格特色，大致能够分为隐元出家至明亡（1620—1644）、明亡后至东渡日本开创黄檗之前（1644—1661），以及开创黄檗后至圆寂松隐（1661—1673）三个阶段。
（1）出家黄檗至明亡前（1620—1644）
这一时期为隐元创作的发轫阶段，诗偈作品数目较少，题材略为单一，主要集中于两类主题的写作。
第一类为行旅记游之作。隐元出家时黄檗道场荒圯，隐元曾为之奔走募化，兴修道场。修行之时，隐元遍访诸寺听经，后又有北上浙江金粟修学、南下重返福清黄檗等经历，因而常在行旅之中。隐元常有诗兴，所诣一寺，所游一景多提笔作诗以记，且多为组诗，如《小溪十咏》《山房十咏》《黄檗十二峰》《罗山十四景》等等。这类写景作品，多能以三言两语勾勒景致独特之美，又将自身悠游情态一同融于笔下，物我合一，最终而达物我两忘之境。最后，又多皆自然之境说禅，引禅理入诗。
游历四方虽能得见令人神醉之景致，亦有艰难之旅途。隐元情感体验极为丰富，万般感受皆能入诗，因此其旅途之感多一一见诸于笔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当中，隐元还多有“冻骨路途多狼藉”《别西山耆旧》的体会。有时不得不投宿于树下“轻烟笼古朴，淡月照寒躯”（《树下宿》），有时甚至要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忍受“满腔蚊子闹啾啾”（《露地宿》）的窘迫困苦。然而隐元却总能安之若素，或自嘲以宽解，或“安身乐有余”。
第二类作品为禅友答赠之作。无论是早年游历参学还是此后两度住持黄檗期间，隐元与诸多僧俗书信往来频繁，诗偈作品之中答赠之作为数不少。不过这一阶段隐元此类诗偈的创作模式较为单一，主旨、内容、风格皆大体相近，多以七言为主，写作上沿袭了传统禅偈的做法，蕴含佛理禅机，以说教为主要目的。但隐元面对不同创作对象时的寄托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多有具体指向，并常以譬喻说理。如其示徒之作，虽重于教化，但所用并非枯燥乏味的说教之词。《岩中除夕示徒》其二有“层岩叠雪浪梅花，冷落门风佛祖家。年去年来浑不管，条条彻骨作生涯”，其三则有“得意梅花三五点，清香瘦骨傲王侯”之句，通过梅花独立冷冬之清香瘦骨，以况修行需持之秉性。又如其写给密云老和尚的《赠天童禅师化木》一诗有“福城也有奇男子，若个堪雕作栋材”之句，以木喻人，以散木久难逢良匠，一朝得用便起百尺楼，寄寓着自己对密云和尚的美好祝愿。
（2）明亡后至东渡日本（1644—1661）
主持黄檗不久后，隐元便接连经历了明清易代、东渡扶桑两件大事，其人生因而被划分成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阶段。灾厄与险途的磨炼不断捶打着隐元的心境，同时也将其诗偈创作带入了更广阔的全新境界。
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被攻破的城关尸骸满地，饿殍千里，哀鸿遍野。目睹如此惨状的隐元悲恸至极，几番暗自落泪。经受此番沉重打击，隐元的诗歌风格陡然转而沉重悲慨，下笔重千钧，深刻描写了当时“白骨盈城野，饿夫遍草莱”“绣阁笼烟冷，高堂聚粪堆”（《三灾并行有感》）的惨状。作为明代遗民，隐元面对明清易代，世事巨变，伤怀不已，难以自拔。如此哀思一直延续到隐元东渡日本后的好几年，仍然每每浮上心头，“偶闻故国愈凄怆，快煮浓茶涤惨肠。”（《闻故国信有感》）这类伤怀之作满溢悲慨，用情至深，在诗艺上达到了新的高度，风貌上更加接近于真正的士大夫文人诗作。
永历八年（1654）隐元离开故土，远赴扶桑。长崎登岸后，异域的风景为隐元带来了新奇的精神体验，成为一定时期内心灵的慰藉。他遍访人文胜迹，广游名山大川，处处优游，因此名山、园林、古迹、亭台、佛寺等等，皆流向笔底，成为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全新对象。然而，尽管异国他乡景致万千，但故土之影始终萦绕在隐元的心头，愁绪总在夜深人静之时翻涌而至“夜静闲消故国梦，江清月冷白苹风”（《舟中夜咏三首》），乃至时常入梦而来“梦里欲归归未得，翻身仍旧在扶桑。”（《小阳春早书怀》）梦醒之后，此身仍在千里之外的扶桑，此中落差，叫人如何不怅然若失。
作为中国僧人前往日本弘扬宗法，初到日本的隐元面临着诸多社会层面的交际需要。因此长崎登岸之后他便大书写大量墨迹，与日本信众广结法缘，同时与日本佛教各宗派僧人亦常有交往，其笔下的答赠类诗偈数量自然居多。但与早期较为简单的说理之篇有所不同的是，此时隐元的诗偈写作以广播黄檗宗风为主要目的，故而其字里行间多彰显黄檗法脉之长流，门庭之燥辣。这一类诗偈作品便得以一改传统禅诗面目，鲜明地体现出黄檗宗多方设教、反复叮咛的老婆禅心，以及“棒头彻证心无惑”（《松隐三吟》）截断学人情解的强劲禅风。
（3）开创黄檗宗至圆寂（1661—1673）
这一时期是隐元诗艺大成的阶段，其诗作不仅在数量上远超此前各时期，其中亦有诸多大型组诗，达到了隐元创作的巅峰。
日本宽文元年（1661），京都府宇治郡太和山新寺开辟，隐元拥有了固定的弘法宣教之所，因而这一阶段他的笔下出现大量示众、教化之作。数十年之弘法远志终于得以实现，彼时他的诗偈风格，大都如同其昂扬激动的心情一般雄浑激越。隐元蔚为壮观的两百首《拟寒山诗》也创作于这个时期。与此前他人之拟作截然不同，隐元的《拟寒山诗》一改前人平淡风貌，融汇着临济禅独特的峻烈禅风，具有强烈个人色彩。其诗中“霹雳震雷声，须弥惊倒卓”“有时鞭脑后，倏尔拶锋先”“檗山三顿棒，痛快廓胸襟”等句，皆用词激烈，说理精警，诗风豪放，诗境开阔，突破了传统拟寒山诗的窠臼。诗中又常以“老黄檗”“老眼”“老倒掣风颠”等词句自我嘲解，流露出隐元独特的幽默旨趣。
宽文四年( 1664) ，木庵性瑫接替万福寺住持一职，隐元就此退居于老松堂，任运逍遥，倾注精力于写作。晚年他的笔下创作的诗偈多达2500多首，其中包括《松隐吟五十首》《松隐二吟七十一首》等大型组诗在内。这类诗偈与诸多僧诗风格相近，多以“山、水、风、云、竹、石、花、草”等自然意象造境。逐渐步入耄耋之年的隐元用词造句已极少雕琢之感，诗中亦难见修辞用典，落尽繁华而显自然淡雅，不以绮靡为工，多抒写最为直观的禅悟体验。这一阶段的诗偈中亦多见清寂之风，流露出隐元晚年平淡自然，彻悟完满的精神境界。在他的临终道别之作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样豁然开朗的人生态度，“西来楖栗振雄风，幻出檗山不宰功。今日身心倶放下，顿超法界一真空。” （《初三日未时辞世偈》 ）唯见其超迈圆满的修行境界。
隐元文学创作数量之广，体裁之丰，在禅宗史，甚至佛教文学史上都尤为突出。其文学成就在明末清初士大夫文人群体之间亦皆有声名。他笔下的诸多诗作，尤其是大量《拟寒山诗》，为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创作，乃至日本近现代文坛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四、遗民与本真：隐元的思绪志趣
藉由隐元丰富的著述，不难见其不同时期、不同身份所流露出的复杂思想。作为亲历亡国之悲的明遗民，隐元的诗行中多怀抱刻骨的亡国之痛，数年后字里行间仍萦绕着对故国的哀思悲恸。作为在日本开宗立派，传衍宗法的临济高僧，隐元诗偈中则充斥着广播黄檗宗法，扶日本佛教之颓靡的宏大志向。此二者共同构筑了隐元遗民诗僧的鲜明形象。
（一）作为明遗民的隐元
清军破关，南下大肆屠城，生灵涂炭。隐元亲历亡国之痛，诗作中多书写亲眼目睹的世局凄惨，“白骨盈城野，饿夫遍草莱”“绣阁笼烟冷，高堂聚粪堆”(《三灾并行有感》），常哀民生之多艰，叹世事之无常。
当时抗清事业已行至穷途末路，孤危无助，然而抗清之士大都忠义凛然，不愿逃离乱世、遁入禅林以保全其身。隐元深钦佩此举之高义，慨叹 “君死成名节，吾生何足云”（《怀石斋先生》）。他亲自操办或参与如钱肃乐等殉节抗清忠烈的葬礼，也曾为不少抗清义士写下过悼念之作，诗句中充满钦慕崇敬之情。然而作为僧人，隐元对于英勇之士的殉难亦不无痛惜，惋叹“故国英贤何处去，唯余孤月照空城。” (《三灾并行有感》）
即使身负弘法重任而远渡日本后，隐元仍然眷恋故土。他一方面无比期望于明室重振、社稷复兴，一度对于郑成功与清朝议和之事颇有微词“可怜南国风光媚，半入胡笳不忍听”（《纪春》）。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意识到“可怜八百诸侯国，未必完全得到今”的残酷现实，因此往往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喟叹。故土之于隐元，时而是内心最深处的牵挂与满腔愁肠所寄之处，隐元每每因为乡愁而“夜阑反复不成眠”（《夜怀》）。时而，清军铁蹄下的故土又似憧憧鬼影。战争的惨烈与战后的荒芜在隐元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痕，甚至于“梦闻故国又惊愁”。
（二）作为临济高僧的隐元
隐元自长崎登岸后，便无时不刻不以弘扬黄檗宗法为己任，于诗偈作品中也多有体现。面对黄檗僧众的数度催归，他何尝不想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土，然而弘法大任未竟，隐元毅然选择留日，最终成功开创新黄檗，“新开黄檗壮禅基，正脉流传海外奇。”“一片太和温道义，千秋黄檗振宗纲。”（《初到檗山偶成》 ）
中国晚明佛教文化独具融汇调和的特征，诸多禅宗僧人都提倡禅净兼修。隐元亦是如此，在禅修之外，他在思想上还重视净土念佛的修行方式，肯定念佛的功用“声佛号一声钟，彻底返闻自性宗。”（《偶咏》）“六十幻缘酬已毕，万声佛号日唯新。”（《吉国彦左卫门求荐铃木道的信士》）
在宗派内部管理方面，隐元亦有独到经验。一方面为严持戒律。隐元渡日后，深感日本佛教之衰颓，因而极重持戒，“戒是金刚般若基，大心开士力弘持。”“戒圆行满一心诚，拨动禅机利有情。”（《示活禅大德》）曾刊刻《弘戒法仪》、开三坛大戒、举办传戒法会、制定清规并授意弟子编纂而成《黄檗清规》，以诸多措施将持戒传统传入日本佛教，为日本禅宗之师表。
另一方面体现为注重严统。明末佛教复兴时期，禅宗极为兴盛，大量禅宗派系出现，甚至于引发临济、曹洞二宗对于禅宗主流地位的争夺。随之出现的，是传承方式的急剧泛滥，乱统现象层出不穷。因而对于禅宗派系相关文本的编纂势在必行。黄檗禅师当中，首先致力于此的便是密云圆悟，其所编写的《禅灯世谱》主张明确的法脉传承，厘清了传法关系。此后，费隐通容接任了这一工作，撰写《五灯严统》严格定义传法。嗣法于费隐的隐元亦完全明白其用心良苦，同样注重严统，对于僭越窃取佛祖名位者深恶痛觉，曾写诗赞扬“直至我师严正统，无容僭窃混宗纲。自兹永定千秋鼎，万古联辉四海扬。”（《阅五灯严统》）在开创新黄檗后，隐元同样坚定不移地贯彻践行了这一思想，他重新刊印《五灯严统》，并坚决反对外嗣弟子居住黄檗，严格保证传法的正统性。隐元从福清黄檗寺所带来正宗的寺院传法制度，在日本这片异域的土地上不仅成功落地扎根，并且还收获了极大的成功，为当时日本的寺院提供了可供学习的范例。
在东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下，隐元隆琦始终兼具着多重身份，但无论是作为何种身份的隐元在相关领域的历史图卷上，皆浓墨重彩地绘下了独具黄檗文化特色的一笔，构成黄檗学研究至关重要的方面。
隐元以六十三岁之高龄漂洋过海，远赴扶桑弘法，携黄檗崭新之禅风，激浊扬清，荡其旧尘。更以身作则严守戒律，制禅林清规，设三坛戒会，以刚健劲拔之气骨，振日本佛教界长久颓靡之势，被尊奉为近代日本禅宗中兴祖师。隐元之东渡，同时也是黄檗文化远播海外的开端。彼时的隐元是中国文明理想的一个缩影，被视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象征性人物。他所带去的黄檗传统扎根于日本社会文化，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雕刻印刷、中医中药、饮食文化等诸多方面，带给近代日本以深远的影响。隐元隆琦所代表的黄檗文化，象征着闽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汇通，更是一带一路的活化石，为中日两国乃至于东亚地区文化交流搭建了经久不衰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