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于隐元隆琦的出版活动
黄檗宗布教师 住谷瓜顶
笔者手头有一本黄檗宗僧人刊行的书籍即目录集《黄檗丛书》。翻阅此书，发现其出版数量之多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惊叹于隐元隆琦（以下简称“隐元”）的出版物之多。
笔者认为，这一出版活动是隐元家风之一，也是黄檗宗的特点。
众所周知，隐元晋山为中国黄檗山万福寺（以下简称“古黄檗”）住持，最初是将荒废的伽蓝加以重兴，其中就包括刷印楼的建立，却很少被人提及。
虽说是印刷技术发展相当快的明朝末期，但自费进行出版活动时，从开刻、装订、雇用技术人员，到版木以及纸张等的统筹安排，资金实力自不必说，在运营上也是伴随着很多辛苦的一大项目，所以设置刷印楼的寺院，实属罕见。
仅复兴伽蓝就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为什么隐元还建立了刷印楼呢？
当然，作为触发隐元的理由之一，不难想象，下赐给古黄檗《大藏经》的影响很大。或许因为大休正念1390年完成的大伽蓝内有刷印楼，只是没有发现这样的记录。
但从他对出版物的态度来看，毋庸置疑，他从一开始就强烈认识到了出版活动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概述一下隐元与出版物的关联。
隐元29岁出家为僧，非常晚。在年谱中记载他从家庭环境到学校都不甚满意。到了晚年，相当后悔幼年时期没能学习。为了获得知识而对书籍抱有超乎寻常的关心，也并非不可思议。
明朝时期，盛行僧人和文人的写作，隐元周边也有很多僧人发表作品。
在隐元40岁的崇祯4年，其师费隐通容的师弟木陈道忞出版了禅僧系谱的《禅灯世谱》，据说围绕这一记述内容，两人之间发生了诤讼。
又，崇祯8年，密云圆悟著有《辩天说》，第二年费隐出版了《原道辟邪说》，这两部著作不仅在佛教界，也在官场成为了谈论话题。
可以说这是一个如实地表现了无论好坏，出版物所拥有的力量都会风靡世间的事例。
崇祯10年10月1日，刚刚晋山古黄檗的隐元，立即发布了三坛戒会的建坛、寺内周边的栽松事业和复兴具有传统的古黄檗等信息，并在第二年春天宣布限于千日的龙藏（大藏经）开阅，接着建立中天正圆塔。
可以说这是对70年前发愿复兴古黄檗，为了申请下赐《大藏经》而客死北京的中天祖师的慰灵追荐，以及宣布对他未能实现大伽蓝复兴的再次挑战，表明隐元不退转的决心。
这样一来，隐元在入山不到3年的崇祯13年新春，举行大雄宝殿重兴的上梁仪式。我想恐怕在这年的年底或第二年春天就看到了落成典礼。
在如此稳步推进伽蓝复兴的过程中，隐元正在筹备自己的第一本语录《黄檗隐元禅师语录》的出版发行。
在《隐元禅师年谱》二卷本的崇祯15年（1642）项中，该语录的刊记载有“刻黄檗语录二册，晋昌大中丞唐世济，及山阴孝廉王谷为序”，因为刻有崇祯14年的年号，所以显示这一年刷印楼已经竣工，并正式开始启用。
其实正是这本语录在日本国内流布，才引起秃翁妙宏和龙溪性潜的注意，对劝请隐元去普门寺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这是在期盼已久的出版活动中取得的成果。
接着在崇祯16年项中，有“是年山门寮舍皆竣工。按师规文，略曰：予住黄檗七载。同诸衲子辛苦万状。兴建殿宇颇得歇工。为重此法席故也。撰禅林宝训序，题同门柴立巳禅师赞，赠鴈湖叶太守诗。”这里记载的《禅林宝训》据说就由刷印楼出版。
由此可知，与兴建大伽蓝并行，开版事业作为极为日常的业务在运行当中。
此后，除了发行《黄檗隐元禅师又录（龙泉寺语录）》1卷之外，最早出版的《黄檗隐元禅师语录》也改变序的撰述者而再次刊行。而且《黄檗山寺志》、《年谱》等等的出版准备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在隐元的行动中，值得注目他提拔擅长文笔的弟子担任其职，如独往性幽与独燿性日二人。可以说这是隐元将出版活动作为教团活动的一环，加以重视的佐证。
那么，刷印楼到底是什么样呢？
《黄檗山寺志》中记载着“在藏阁上凡法宝新旧板倶，在此楼递年刷印者住焉。”位于大雄宝殿东侧的用于收藏大藏经的藏阁北侧，虽然记载住有印刷工匠，但其规模和运营方法等不明。
在刷印楼内，除了《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白云守端禅师语录》、《庞居士语录》、《虎丘绍隆禅师语录》、《密云圆悟禅师语录》、《费隐通容禅师语录》之外，还保存了《禅关策进》、《梵网经》等经典、语录等的多个版木。
也就是说，纵观隐元的出版活动，可以看出古黄檗的刷印楼不单是出版设施，还发挥着负责收集和宣传与禅书籍相关的教宣活动机构的作用。
话说回来，在隐元东渡之前的顺治11年，围绕费隐通容执笔发行的《五灯严统》而产生诉讼，结果费隐败诉，版木必需焚毁的事件。
隐元离开了失意之师费隐，东渡来到日本。
那么，我们来看看东渡后的隐元对在日本进行的出版活动的态度。
隐元在清顺治11年（承应3年）7月5日来到日本，当时不仅将在古黄檗发行的书籍，就连准备出版的原稿也全都带了过来。
什么缘故，很快3个月后就在长崎重印了附有“天运甲午岁孟冬（十月）上浣之日（十日）”刊记的《黄檗隐元禅师年谱》。据传这是在隐元东渡之前，作为兴福寺住持的逸然性融在征得隐元的同意后开版的，实际上肯定是在隐元的意向作用下的结果，而且觉得是在隐元抵日后，就很快着手的产物。
而且，还有如下记录。
即隐元恐与作为民间人士，而最早（可能在承应3年7月）参禅的名为胜的贸易商人相识。据说胜从宗祖剃度，被授予心月性印的道号法讳，同时在年末离别之际，送其《黄檗隐元又录》2卷和偈。
这本语录也在古黄檗出版，胜深受感动，并在第二年的承应4年2月将这本语录重刻并送给隐元后，隐元非常高兴，写信表示希望能增版流布。
同年6月，刊行《隐元禅师扶桑国长崎屿兴福禅寺语录》，当然这也是以古黄檗发行的语录为底本。
万治元年（1658），体会到隐元对出版物有如此强烈意识的胜，特意寻找《大藏经》，并捐赠给移居到普门寺的隐元。实际上，正是这本《大藏经》，后来被送给铁眼道光开刻，成为《铁眼版一切经》的底本。
这里所说的称呼“铁眼版”，说到底是指在铁眼道光所辖的印坊木版刊行的印刷品，除此之外的黄檗僧人等在日本国内其他印坊木版刊行的出版物，今天称为“黄檗版”，以示区分。因此，“黄檗版”中也包含古黄檗刷印楼木版刊行的重刻版，今后，如果进行这方面研究的话，可以说为了区分，古黄檗的版行本比较合适使用“古檗版”的称呼。
只是当时的版行要领，方法上是将作为底本的原本直接面向版木的背面进行粘贴，雕刻浮现出的文字。因此，虽然原本因雕刻而消失，但是在隐元知道这些后，将《大藏经》给了铁眼，甚至还提供了开刻场所的用地。
此时萦绕在隐元心中的思绪，又是怎样的呢。结果应是致力于复兴古黄檗的每一天，以及刷印楼的每一件事。
《大藏经》的价值的确不可估量，这在隐元晋山时已在掌中。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特意在刷印楼的建设上倾注精力，只是隐元却毅然决然地下定了决心。毋庸置疑，在隐元心中，这是未来的宗教活动需要充分发挥印刷品所具有的力量，并有效利用这一坚定的信念在起作用。
还有一个让人确信这件事的根据。
那就是在新黄檗退院后，隐元亲自带头、苦心编辑的《黄檗清规》梵行章第五所记载的“禅闲不妨博览藏典尊宿语录、智力有余者博及群书庶几可矣”的一段话。
在标榜不立文字的禅门避免阅读外典的风潮中，隐元不仅打坐，还主张积极博览典籍，这一点备受瞩目。
《黄檗清规》，并非套用《百丈清规》，这是隐元的信念之书。用这本书，鼓励黄檗僧人主动读书。在古黄檗刷印楼的藏版中有以黄檗希运为首的先辈祖师们的语录等，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对隐元来讲，可以断言刷印楼是鼓吹临济禅必不可少的标志性设施。他也通过出版物，宣扬自己的宗风，并向日本禅界投石问路。
可以发现隐元的这种态势，在瞬间扩展到宗门内的同时，黄檗僧的出版活动也渗透到了传统领域。
如果参考开头提及的《黄檗丛书》并列举其中的一部分的话，则木版刊行了隐元52件235卷、木庵性瑫23件127卷、即非如一24件106卷、慧林性机7件24卷、独湛性莹13件56卷、高泉性潡36件171卷等大部头的著作。
在日本僧人的著作中，则有龙溪性潜9件43卷、铁牛道机11件68卷、潮音道海27件95卷、法云明洞13件29卷、梅岭道雪8件34卷、月潭道澄10件26卷、大潮元皓8件18卷等，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
隐元专注出版的态势，在变化古檗版、黄檗版、铁眼版以及版行形式的同时，也确实产出了很多出版物。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自隐元之后，随着许多中国僧人的东渡，带来了数目众多的汉文典籍并流传于世，也出现了像了翁道觉那样为参学者开设日本第一家图书馆的僧人。
笔者之所以关注隐元的出版活动，是因为这并非单纯作为个人的事业而结束，而是作为黄檗派的传统扎根下来，并对之后日本出版界的兴隆产生了极大影响。
比什么都不能错过的，是隐元知道活字会流传下来，只能认为他甚至把目光放在300年后500年后的未来。
（李贺敏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