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宗”传统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循环再生
张雪松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提要：本文对前人关注较少而在中国禅宗史上又十分重要的术语“纲宗”进行了梳理考证，并指出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纲宗”的理念肇始于宋代文字禅代表人物惠洪觉范，在明末被紫柏真可等人大力提倡，特别是汉月法藏对“纲宗”做出了创造性的发挥。至今，“纲宗”理论模式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禅宗五家，以及当代禅门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纲宗 惠洪觉范 紫柏真可 汉月法藏
在中国佛教的“教门”之内，创立天台、华严等宗派的过程中，“教相判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天台判教的“五时八教”，华严判教的“五教说”对于建立本宗特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至关重要。而在中国佛教的“宗门”之内，临济、曹洞等禅宗五家各有独特的“纲宗”，对于后人理解、体认各家自身独特的宗风，实践各家独特的修行理路与开悟方式，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相对“教门”中判教研究汗牛充栋的情形，“宗门”中纲宗的研究则十分罕见。“纲宗”的理念肇始于宋代文字禅代表人物惠洪觉范，在明末经紫柏真可等人的提倡大放异彩。明清之际，大儒皆提倡学问须有宗旨，禅门“纲宗”理念有着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良好土壤，特别是汉月法藏对“纲宗”做出了创造性的发挥，流风所及，一时无两。至今，“纲宗”理论模式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禅宗五家，以及当代禅门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惠洪觉范与纲宗偈的提倡
明末四大师之一的紫柏真可尝言：
是以石门（惠洪觉范）于篆面鞭背，谪戍瘴海之时，搜剔五家纲宗，精神整理，成禅宗标格，防闲魔外于像季之秋……予生于五百年后，师著书于五百年前。予因师之书，而始知宗门有纲宗之说。既而寒忘衣、饥忘食，窥索久之，则纲宗肯綮，照用生杀之机，亦稍尽崖略矣。纲宗崖略，不但宗门为然，即教家亦有纲宗。如天台、清凉、慈恩，于佛所说法，各有所判。如天台有化仪、化法四教之说，清凉有小、始、终、顿、圆五教之说。
惠洪觉范（1071-1128年）在政和元年（1111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剥夺僧籍，发配海南朱崖军牢。按照紫柏真可的说法，“纲宗”这一概念是惠洪在被崖州之时，整理提出五家纲宗。真可认为五家纲宗的提出，其意义不亚于天台宗有八教（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华严宗有五教（小、始、终、顿、圆）的判教。而且真可认为惠洪提出五家宗纲，实际上也参考了天台、华严等宗的教相判释：
大法之衰，由吾侪纲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有宋觉范禅师于是乎惧，乃，至发其所秘，犯其所忌而不惜。昔人比之贯高、程婴、公孙杵臼之用心。噫。亦可悲矣。书以《智证》名……即天下有一人焉，能读此书，直究纲宗、行祖令，斯不负著书之意……觉范所著，有《僧宝传》《林闲录》，与是书相表里。
真可认为惠洪“离合宗、教，引事比类，折衷五家宗旨”，是五家“纲宗”观念的最早提出者，最能体现惠洪五家“纲宗”观念的著作是《智证传》，其次是《僧宝传》《林闲录》。真可在晚明弘扬惠洪纲宗思想不遗余力，时人冯梦祯（1548-1605年）云：“今去觉范又远，宗风不绝如发，达观师（紫柏真可）慨然任之，欲倡明纲宗，以息魔外，今之觉范也。”在晚明之前“纲宗”的概念并不为人所知，真可是为了挽救晚明禅宗时弊，创造性地发挥出五家“纲宗”观念附会在惠洪身上，还是宋代的惠洪确实有五家“纲宗”观念，这里须作一番辨证。
北宋契嵩（1007-1072年）大约在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或其后撰写完成《传法正宗记》，“首称法眼文益下为‘清凉之宗’，正式承认法眼宗之独立地位”。也就是大约11世纪中叶，禅宗五家观念已经确立：
正宗至大鉴（六祖慧能）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天下于是异焉，竞自为家。故有沩仰者，有曹洞云者，有临济云者，有云门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数。而云门、临济、法眼三家之徒，于今尤盛。沩仰已熄，而曹洞者仅存，绵绵然犹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
契嵩认为禅宗五家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在教理教法上并无高下之分，其宗派势力强弱，不过是“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肯定了五家皆属六祖南宗的正统地位。契嵩之后半个多世纪，惠洪提出“纲宗”观念来梳理总结禅宗五家思想与教法实践，在历史发展脉络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惠洪的《智证传》大约成书于宣和四年（1122年），其中《智证传》卷三和卷八，共出现“纲宗”一词两次，其编撰的《禅林僧宝传》、《林闲录》也数次提到纲宗，其中有些还出自对他人言论的征引中。按照廖肇亨教授的研究，“事实上，若我们追溯‘纲宗’一语之用例，在惠洪觉范之前或同时，已有多人言及，亦非惠洪觉范之发明。至少，其所称引之岩头全豁禅师便是一个值得追索的源头。”不过从现有史料来看，岩头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纲宗”的：“古之人有大机智，故能遇缘宗，随处作主。岩头和尚曰：‘汝但识纲宗，本无是法。’”“岩头曰：但识纲宗，本无实法。”在“纲宗”概念在晚明盛行之后，藕益智旭编撰过一本《教观纲宗》，其中说临济（义玄）云：“识取纲宗，本无实法”，故有学者认为：“明确的禅宗纲宗之说，首出临济义玄”，但在智旭之前，并不见有关于临济义玄论及纲宗的记载；明末真可常将前引岩头的原话记为“识取纲宗，本无实法”，《教观纲宗》中“识取纲宗，本无实法”恐系岩头所说，被智旭误解为临济之言。
“纲宗”被岩头所批判，认为“纲宗”过于僵化，死守纲宗，容易形成思维定势，未能达到“随处作主”的境界。以此反推，岩头生活的九世纪中叶，“纲宗”应已出现。但“纲宗”具体为何意呢？惠洪在《五宗纲要旨诀序》中说：
又三十年，还自海外，罪废之余，丛林顿衰，所谓通疏粹美者又少，况精深宗、教者乎？百丈法度，更革略尽，辄波及纲宗之语言。如云门纲宗偈曰：“康氏圆形滞不明，魔深虚丧击寒冰，凤翥已飞霄汉去，晋锋八博拟何凭。”云门非苟然作也，而昧者无地寄其意识，辄易以循其私曰：“晋锋八法”，审如易者之意，则“康氏圆形”，“魔深虚丧”，又何义哉！洞山渡水见影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吾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与么会，方始契如如，其言契如如。”但一文殊、无二文殊，故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旨甚明白，而昧者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脉断绝，岂曹洞旨趣乎！仰山临终付法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复仰视，两口无一舌，即是吾宗旨。”‘两口无一舌’，沩山之牛一身两号之意，而昧者易之曰：“两口一无舌”，审如易者之言，则是共功时，功尚何论哉！临济付法偈曰：“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吹毛，剑也。用即磨之意，不欲犯锋耳。而昧者易之“急还磨”，旨趣安在哉！而以之不疑，可谓陋哉！独法眼未遭更易，行恐不免耳！昔阿难闻诵佛偈曰：“若人生百岁，不识水潦鹤，未若生一日，而得决了知”谓曰：“吾从佛所闻，异于是。应曰：不善诸佛机，非水潦鹤也。”诵者告其师，师应曰：“阿难耄矣！所记错谬。”夫“诸佛机”久而尚为“水潦鹤”，岂“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作梁武喧争之语，“晋锋八博”不作右军草书乎！因编五宗机缘，以授学者使传诵焉。
《五宗纲要旨诀》成书于宣和元年正月（1119年），原书已经散佚，但从序言来看，当时对于禅宗五家的“纲宗”，时人已经约定俗成，即每家有代表性的偈诗，这些纲宗偈在禅修者中间已经广为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了版本差异。从序言来看，惠洪认可的（1）云门宗纲宗偈是：“康氏圆形滞不明，魔深虚丧击寒冰，凤翥已飞霄汉去，晋锋八博拟何凭。”（2）曹洞宗：“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吾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与么会，方始契如如，其言契如如。”（3）沩仰宗：“一二二三子，平目复仰视，两口无一舌，即是吾宗旨。”（4）临济宗：“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5）法眼宗纲宗偈在流传中没有出现版本差异，故惠洪在序言中没有记录。
由此可见，惠洪的所谓“纲宗”，是禅修开悟者以偈颂的洗炼形式表达的心得，并供后者传诵。再如惠洪在《禅林僧宝传》卷七“筠州九峰玄禅师”传中赞曰：“玄言：‘语忌十成，不欲断绝；机忌触犯，不欲染污’者，纲宗也……余至九峰拜其塔，碑已断坏，不可识。有木碑书其略如此耳。今其宗枝，皆不及玄所示纲宗，何也？”“语忌十成，不欲断绝；机忌触犯，不欲染污”是玄通禅师留下的纲宗偈，这一纲宗偈还被记录于碑文之中，以供后人学习。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禅宗流派并非只有一个纲宗，该流派内有造诣的开悟者皆可以留下纲宗偈供后人学习。因此，惠洪才有可能把自己搜集到诸多纲宗偈汇编成书。惠洪汇集五家纲宗的《五宗纲要旨诀》虽然已经亡佚，但稍后出现的晦严智昭的《人天眼目》应与《五宗纲要旨诀》是同类型著作：
予游方时，所至尽诚，咨扣尊宿五宗纲要，其间件目往往亦有所未知者，因慨念：既据师位，而纲宗语句尚不知其名，况旨诀乎！将何以启迪后昆？剔抉疑膜邪，于是有意于纲要，几二十年矣。或见于遗编，或得于断碣，或闻尊宿称提，或获老衲垂颂，凡是五宗纲要者，即笔而藏诸，虽成巨轴，第未暇详定。晚抵天台万年山寺，始偿其志，编次类列，分为五宗，名之曰《人天眼目》。
《人天眼目》汇编的五家纲宗偈已成“巨轴”，这与明代简明扼要的五家“纲宗”，实际上有很大差距；也正因为如此，招致了过于繁琐僵化的批评。但文字禅的倡导者惠洪认为汇编五家纲宗偈“以授学者使传诵”，还是有其意义，故予以提倡。
曾入南宋求学的日本僧人道元（1200-1253年）回国后撰述《正法眼藏》，其中提到：“大宋国一二百余年前后……或授为人之手，即举临济之四料简四照用、云门之三句、洞山之三路五位等而为学道之标准。先师天童和尚常笑之曰：‘学佛岂如是哉？佛祖正传之大道，多令心被，令身被。若参学，则无暇拟参究。有何闲暇容晚进之言句？实当明知，诸方长老无道心，而不参学佛法之身心也。’”将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云门宗的三句、曹洞宗的三路五位，作为“学道之标准”，实际上这是本文所谓的“纲宗”；产生这种做法的年代是北宋开国后一二百年，正是惠洪文字禅流行的年代。但在南宋时代，这种做法已经受到批判，认为是专著于晚近的闲言碎语，而不参学佛法之身心，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二、明清之际五家“纲宗”的复兴与改造
随着宋代文字禅的沉寂，“纲宗”这一概念也罕有人提及，直到明末惠洪的著作被紫柏真可大力传扬，“纲宗”概念方又重见天日。惠洪等宋代禅师汇编纲宗偈，虽然也按照禅宗五家进行编排，但每家每派绝非只有一个纲宗，相反每家每派的纲宗偈可谓卷帙浩繁；但在晚明复兴的五家“纲宗”则言简意赅，宋、明纲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较大差异。而在使用纲宗的意图方面，宋代僧人主要是为了教育初学、便于后人传诵；明代僧人则主要用纲宗来判教，辨别当代人物思想的邪正真伪。冯梦祯在《林间录重刻跋语》引用紫柏真可之言：
禅家纲宗若兵符，信陵君以百骑入晋鄙军中，椎杀主将而夺其军，六十万众莫敢谁何，兵符在手耳。五家宗派各有纲宗，纲宗一得，则杀活在己，凡圣莫测。至于家里人，虽数千里外，一言相闻，便能鉴定是某家儿孙，令宁野狐外道，群起为妖祥哉！
紫柏真可一生弘扬“纲宗”不遗余力，并使“纲宗”深入介入了明末以来宗派的鉴别、争辩。憨山德清在《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中总结紫柏真可的一生时，特别强调“纲宗”在真可学术与宗教生命中的意义：
师每慨五家纲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尝叹曰：纲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则专主少林；沩仰圆相久隐；云门自韩大伯后，则难见其人；法眼大盛于永明，后则流入高丽。独临济一派，流布寰区，至宋大慧，中兴其道。及国初楚石、无念诸老，后传至弘正末，有济关主，其门人为先师云谷和尚，典则尚存。五十年来，狮弦绝响。近则蒲团未稳，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称临济几十几代。於戏！邪魔乱法，可不悲乎？予以师之见地，诚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以前无师派，未敢妄推。若据尧舜之道传至孔子、孟轲，轲死不得其传，至宋濂雒诸儒，遥续其脉。以此证之，师固不忝为转轮真子矣！
“以前无师派”，在明代之前禅门尚无派辈字谱，但若真正把握住一家一派的纲宗，就可以如宋明理学家遥承先秦思孟一样，成为该家该派的嫡传弟子，绍隆慧命。由此可见，在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晚明佛教大师看来，一个宗派的纲宗比一个宗派的传承谱系更为重要、更为根本。而“纲宗”也并非是为了入门者解释以往有成就的开悟者留下的有代表性的纲宗偈等文字禅，而是一家一派的独门心法，“纲宗一得，则杀活在己，凡圣莫测”，同时纲宗也担负着辨别宗派的功能，“虽数千里外，一言相闻，便能鉴定是某家儿孙”。
正因为纲宗在明代被赋予了维护正法、攻乎异端的使命，纲宗不振就会慧命断绝，故紫柏真可终身以提倡纲宗为己任；在紫柏真可之后，提倡五家“纲宗”最不遗余力的当属汉月法藏，董其昌在《明示寂嗣临济三十一代圣恩藏禅师塔铭》中说：“师（汉月法藏）所苦心，纲宗为最。五十年前，紫柏老人尝从事于斯矣。狮弦重奏，鹤和乃稀，将酬未了之因，岂敢不还之果。”明清之际禅门重新构建的五家“纲宗”，表达得最明确的当属黄宗羲《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
临济建立料简、宾主、玄要、照用、四喝等纲宗，云门建立涵盖、截留、逐浪等纲宗，以竭棒喝之欺伪；曹洞、沩仰、法眼建立四禁、五位、六相、三昧等纲宗，以竭机语之欺伪。师（汉月法藏）从寂音（惠洪觉范）遗书悟之，广陵散之绝久矣！
将临济宗的三玄三要、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曹洞宗的五位，云门宗的三句，沩仰宗的圆相，法眼宗的六相等内容视为纲宗，这与宋代文字禅汇编五家诸多开悟者的纲宗偈有很大的不同。明代的五家纲宗，简单明了，是禅宗五家各自最具特色的核心特征，虽然三玄三要、云门三句等内容也常常采取偈颂的形式予以表达，但确实与宋代文字禅卷帙浩繁的纲宗偈，有了很大的区别。是否认同这些纲宗，在晚明已经成为是否坚持宗派立场问题。
当然，晚明以来的五家纲宗，并非与宋代文字禅中的纲宗偈毫无关系。晚明的五家纲宗，毕竟是用语言来表达禅宗各家的开悟心法，与晚明禅林流行单纯棒喝的作风颇有不同。汉月法藏同情借教悟宗，对文字并不采取排斥态度：
法道可怜极矣，不可不救也。可怜者何？盖以文字禅没溺于语言，一棒一喝没溺于无言。无言，则颟顸乱统；有言，则摘句寻章，摘句寻章但堕外而未易堕魔；颟顸乱统，易堕魔又复堕外。
汉月法藏这段话批评的重点其实是“一棒一喝没溺于无言”，“颟顸乱统，易堕魔又复堕外”。晚明禅师对于禅林盲棒乱喝的弊病，多有批评，曹洞宗的雪浪道盛亦云：“如今之人用棒喝，是底也一棒喝，非底也一棒喝。更无展事投机、生杀与夺之妙。如此瞎乱相欺，则千古佛祖圣贤之大经大法，皆是一个儱侗冬瓜禅，盲瞽泥块。何有精一微危之妙道能致中和位育乎？”紫柏真可、汉月法藏引入惠洪文字禅借教悟宗的一些理念，特别是提倡五家纲宗来救治时弊；但也为此与实践“棒喝交驰，学者无开口处”禅风的密云圆悟有了较大的争执。
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之争，是明清之际僧诤的一大公案，然其中不免有所夸大：“密云与汉月之间，诚如黄宗羲（1610-1695）所言：‘师弟之讼，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如不是后来雍正以世俗帝王的身份干预法门之事，‘密汉之辩’经过一些时日、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之后，总会归于消寂，而不致酿成‘撤钟板’的严厉处置，也不致变成禅宗史上的一件特例吧！”单就纲宗文字与棒喝机用之争来看，汉月后人也进行了比较巧妙的调和性论述。清初，汉月再传弟子晦山戒显在《禅门锻炼说·研究纲宗第九》中云：
夫所谓真禅者，有根本、有纲宗。根本未悟，而遽事纲宗，则多知多解，障塞悟门，必流为提唱之禅而真悟亡矣。根本既悟而拨弃纲宗，则承虚弄影，莽卤成风，必流为一橛之禅而宗旨灭矣。是故未悟之纲宗不必有，既悟之纲宗不可无也。
晦山戒显意在用棒喝机用开悟，开悟之后用纲宗勘验，维护与坚守本宗立场。这是一种比较圆融的调和态度，与宋代用纲宗偈启示后学的文字禅志趣大异，但也开启了纲宗与宗派谱系传承建立内在关联的可能性。
三、纲宗与宗派谱系观念
明代嘉靖大礼议之后，中国宗法制及其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佛教也预流此风，晚明佛教大师对“纲宗”的提倡，对于禅派内部师徒传承谱系的编织构建，构成一定的潜在冲击，为此汉月法藏等人亦对此进行了调和。
汉月法藏曾经提出过“选佛十次第”：“七者了悟、八者师法”；“参禅四十偈”，在大彻大悟“出入生死”之后，是第三十七偈“重法脉”、第三十八偈“提振宗风”。禅修者觉悟之后，须使自己的知识系统化，符合五家纲宗，得其勘验，始得“师法”，“重法脉”、“提振宗风”。汉月法藏在阐释“师法”时说：“入得大法，尽得五家宗旨，细惑方除。若一惑不尽，都是一分无明，根本智便用不著，须尽却师承法要始得。”汉月再传弟子晦山戒显所谓“是故未悟之纲宗不必有，既悟之纲宗不可无也”也是秉承了汉月法藏的这一参禅次第。
汉月法藏原本对于不识纲宗、胡乱棒喝，批评甚多：“若临济三玄三要、宾主、料简、照用，未曾入他堂奥，而妄欲以一棒一喝、儱侗真如，即便坐著，谓之天然外道，非佛弟子。近世竞抹宗旨，几致灭绝……某尝力争此事，谓宁以此身入无间地狱，断不可坐在一悟便了之科，非过激也。”但在禅修次第中，承认了可以用棒喝机用开悟，之后再勘验纲宗，秉承法脉，带有了调和色彩。
汉月法藏提倡纲宗，但同时也尊崇法脉传承，提出“师人”与“师法”两个概念，并将纲宗融入“师法”之中：
得心于自，得法于师。师有人、法之分，心有本、别之异。根本智者，自悟彻头彻尾者是；差别智者，自悟之后，曲尽师法，以透无量法门者是。良以师必因人，人贵法妙，分宗别派，毫发不爽。故传法之源流，非独以人为源流也……师承在宗旨，不在名字。
在这个意义上，汉月法藏认可遥承近续，他自己都即自认为：得心于高峰（元代高峰原妙），印法于寂音（宋代惠洪觉范），这与前引憨山德清称赞紫柏真可“以师之见地，诚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异曲同工；然将师法与师人二分，势必对晚明以来的师徒法脉传承造成困扰，汉月法藏本人也强调“威音（古佛）以后不许无师”，通过拜谒密云圆悟，确定彼此师承关系，方获得临济正嫡的身份。
汉月法藏弟子具德弘礼曾对汉月法藏再传弟子晦善戒显说：“纲宗者，人能讲，吾能用。先师（汉月法藏）当日钳鎚，晚年始获其益，此即我三峰家法。”汉月法藏倡导纲宗，特别突出临济纲宗“三玄三要”，弟子传承“三峰系”以此为“三峰家法”，亦是在实践中体现了纲宗与法脉结合。
三峰系在清代遭受雍正皇帝的打击，但三峰一系的影响不绝如缕，“纲宗”的概念明末以来即广泛传播，特别是藕益智旭撰写《教观纲宗》概述天台宗的教理行相和观心法门的纲要，将“纲宗”这一对禅宗“宗门”派别特殊宗旨的凝练形式用于佛教“教门”教理教义的总结归纳，影响至今。
综上所述，“纲宗”观念在宋代已经产生，在惠洪文字禅中，纲宗是有成就的开悟者最具代表性、表达心得的偈颂，这些纲宗偈当时即已广为传颂。惠洪等北宋僧按照禅宗五家，对大量纲宗偈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类汇编，为后学提供方便。文字禅的“纲宗”在当时也被一些禅师批评过于僵化。随着文字禅的衰落，纲宗概念已经罕见，晚明紫柏真可重拾惠洪的纲宗观念并加以大力弘扬。晚明的纲宗与宋代卷帙浩繁的纲宗偈汇编有了很大的不同，晚明佛教大师提倡的五家纲宗，言简意赅，是一家一派的独门心法，为诸祖所立，同时纲宗也担负着辨别宗派的功能，是否认同这些纲宗，在晚明已经成为是否坚持该宗派的立场问题。晚明佛教大师对“纲宗”的提倡，对于禅派内部师徒传承谱系的编织构建，构成一定的潜在冲击，为此汉月法藏等人亦对此进行了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