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被遗忘的黄檗僧：独立性易的身份纠缠与海外扬名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黄伟龙
摘要：在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堪当明代文化全才的独立性易，是一位险被遗忘的黄檗宗僧人。身为杭州人的他，东渡后虽在隐元隆琦座下出家，却始终受困于亦儒亦佛与非儒非佛的身份纠缠之中，其结果就是其儒士与禅师的身份，都饱受质疑，不被重视。然而颇为坎坷的命运终迫使他的生命获得张力，他的医术高明，据说其传人为日本痘科医官之始，所以痘科医术传入日本，他可能是一大关键；他也是以专业知识与技能实际传播中国书法的第一人，故被尊为日本近世书法之原点；他同时最早将篆刻艺术传入日本，与东皋心越并称日本篆刻之祖；他还在机缘巧合下启发岩国锦带桥的建设，客观促进了日本的建筑技术发展。总而言之，独立性易乃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罕见的明代文化全才，是不该被遗忘的人。
关键词：黄檗宗；独立性易；天闲老人；戴笠；中日文化交流
在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由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1592—1673）所开创的日本黄檗宗一派，无疑是留下贡献卓著的一页传奇。东渡日本的黄檗宗僧人不仅带来了禅，同时也带来了明代的文人趣味，从而给日本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黄檗宗僧人的多方面才艺由此被称为“黄檗文化”。柳田圣山认为：“近世日本的社会进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法解释。”在禅法以外，黄檗文化从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篆刻、印刷，音乐、语言、文学，饮食、煎茶、制药、医学等方面，广泛影响了日本社会。
黄檗文化的代表，有所谓“黄檗三笔”赞誉隐元隆琦、木庵性韬（1611—1684）、即非如一（1616—1671）的书法，还有以“六长所”称颂隐元隆琦的德、木庵性韬的道、即非如一的禅、南源性派（1631—1692）的诗、悦山道宗（1629—1709）的书、逸然性融（1601—1668）的画。相较于前列诸多黄檗宗祖师的盛名而言，“精通诗文、医术、书法、篆刻、建筑等，堪称明代文化的全才”的独立性易（1596—1672）却显得黯淡许多，甚至时常处于险被遗忘的尴尬境地，凭心而论，这与独立性易在近世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影响并不相符。
一、险被遗忘之人：从杭州戴笠到黄檗独立
独立性易（1596—1672），始名戴观胤，后更名戴笠，字曼公，本杭州仁和人，因明清改朝换代而决定在承应二年（1653）漂洋渡日，并于次年于隐元隆琦门下出家，法讳性易，道号独立，别号天外一闲人、天外老人。独立58岁东渡，59岁出家为僧，此后多居于长崎，直至终老。
虽然在历代黄檗宗祖师中有着“明代文化的全才”的美誉，但不论是出家前的杭州戴笠，抑或者出家后的黄檗独立，曾经都是险被遗忘之人。
关于出家之前的杭州戴笠，目前能见最能详实了解其生平家世的材料，应属其自撰的《有谯别绪自剡分宗》，此文是为了他在中国的子孙而写，主要目的是协助子孙追本溯源、延续宗亲血脉。具体写作背景，是日本宽文十二年（1672）的三月，时年77岁的独立性易正准备由长崎前往京都黄檗山万福寺觐见十多年未见的本师隐元隆琦，长孙戴善却在失联超过19年之际，突然代父漂洋至长崎寻亲，并转告祖母已经去世的消息。该文写于独立性易逝世前约半年，可以视为他以杭州戴笠的人格身份而写的晚年回忆录。
剖析独立性易的内心世界，其实杭州戴笠的人格始终萦绕，他曾抒发“未能一息之忘我西湖耳”的感怀，便是对杭州戴笠及其精神外延的强烈追忆。归根结底，不能一息而忘西湖的背后，可能还潜藏着另一种担忧——担忧杭州戴笠被世人所遗忘。毕竟，由于在日本的处境相当坎坷，“从身体到灵魂，独立性易真真正正可以说是‘失去家园的人’（Diaspora）”。长孙戴善的到来，乃是极大的宽慰，独立性易除了撰写《有谯别绪自剡分宗》以回顾杭州戴笠的家族发展史，还特意给长孙戴善、次孙戴龙以及三孙戴喜撰写家书，以示关爱。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对于杭州戴笠来说，这种担忧总算在家族范围内暂时得以免除。
不过，在更大的历史时空当中，杭州戴笠仍未摆脱被遗忘的危险。杭州戴笠（字曼公）与吴江戴笠（字耘野）的混淆，至今还很常见，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的生活时代、活动范围、生平经历有大量重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有谯别绪自剡分宗》等关乎杭州戴笠的史料文献长期秘藏海外，难得一见。可是，就算是掌握相关史料文献，对于渡日前的杭州戴笠，诸多身世细节依然无从得知，编著《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的徐兴庆教授自述：“笔者为查明其身世，曾经前往大陆实地寻访相关事迹文物，可惜一无所获，当地人士竟不知独立其人其事。”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杭州戴笠，在杭州本地却几乎不为人所知，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关于出家之后的黄檗独立，虽不至于沦落到张冠李戴，甚至不为人知的悲凉境地，但中日两国对他的认识与评价，长期以来也存在偏差与失真。专门就中日文化交流的层面来说，独立性易乃是以专业知识与技能实际传播中国书法的第一人，其所撰写的《斯文大本》（1660）、《临池述意》（1668）等书学专著，曾经深刻影响了近世日本书法的发展，故而他本人也被论为日本近世书法之原点，但是在“黄檗三笔”的盛名之下，独立性易的书法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之同时，独立性易亦长于篆刻之道，与东皋心越（1639—1695）同被推为日本篆刻之祖，但是世人往往只知东皋心越而不知独立性易——尽管独立性易在日本弘传篆刻艺术相较东皋心越而言要来的更早。诸如此类的偏差与失真，侧面说明黄檗独立的形象，在中日两国并不鲜活饱满，而究其缘由，主要便是与黄檗独立相关的许多生平事迹、史料文献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世人所遗忘。
二、独立性易的身份纠缠：亦儒亦佛与非儒非佛
那么，独立性易这位险被遗忘的黄檗僧，其人物形象究竟如何描画？首先从中华正统文化的框架中来看，出家前的独立性易乃是一名儒士，而出家之后，他当然就成为佛门中人，但这只是外在的身份转变。若从独立性易自己内在的身份认知着眼，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因为独立性易身虽出家，但那仅是“遗民逃禅”风潮中的权宜之计，其内心深处，恐怕免不了亦儒亦佛与非儒非佛的身份纠缠。
（1）亦儒亦佛：出自内心的理想
独立性易身虽出家心同在家，是较为明显的事实，廖肇亨评价曰“其虽在隐元隆琦座下出家，却并非黄檗宗僧一语可以道尽”，无法道尽的内容，首先就是独立性易放不下的儒士人格。据说独立性易常与人言：“术同道广，治不视方，济人及物，内外本行，应机临变，儒释活路，方技又然”，以应机临变的策略追求儒释活路的自由转换，应是他内心的真实理想。正因为如此，当有人质疑其某些行为有违佛门法度时，他便以儒士自居曰：
于时，复有小人，承欢众意，从中极口诋予医学。予笑曰：我儒也。偶避羶秽，放观释愤，以至日本，偶成寓迹，以至披衣，求出世也。
而在与朱舜水（1600—1682）的往来中，独立性易则透露出较多禅师的人格面向，在朱舜水回复独立性易的书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鸿论深入显出，切中事机，据理辨驳，虽有利口，无所复置其喙，不偏不狥，当为儒释立一标准，固不朽之作也。弟谓函藏石室，诚未可悬诸国门。昌黎三独坐，有味乎其言之也。如何少俟数年，和尚道成名立，此时出以示人，则建于高屋而下令于流水。今日是非峰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为愈。和尚以为善否？
这段话乃朱舜水阅读独立性易某篇著作之后的感言，虽然现在无法获得独立性易的原作，但根据朱舜水“不偏不狥，当为儒释立一标准，固不朽之作”的评价可逆推，独立性易的原作涉及儒佛关系的讨论，而且相对朱舜水一贯排佛的立场而言，独立性易“不偏不狥”的立场已经是偏向于佛教。
独立性易刚出家时，师父隐元隆琦勉励他道“儒佛并担真铁汉，人间天上出头高”，到最后独立性易归寂时，隐元仍为弟子作挽诗：“老得平常一味休，无思无虑更何求。弃儒入释能追本，撒手归家得自由。”可见在隐元隆琦的眼中，独立性易始终都是一位亦儒亦佛的弟子。
（2）非儒非佛：来自他者的眼光
就独立性易本人而言，他的内心或许确实存在过“儒佛並担”的理想抱负，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他的“亦儒亦佛”在旁人看来，很可能却是“非儒非佛”的机会主义而已。
奉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之命查访硕儒耆德者小宅生顺（1637—1674），曾与朱舜水、独立性易等数十人接触，留下笔谈记录的，最终只有朱舜水、独立性易、陈三官、陆方壶四人。小宅生顺高度肯定了朱舜水的学问并决定他为招揽至水户的硕儒人选，对于独立性易等人，则评价不高：
予今年承君命游紫阳长崎，棲迟三月，公务之暇，汎交蕃客，以欲得异闻，往往拈笔代译，所交虽及数十辈，而有学者，独有朱鲁璵而已，於是采录与朱鲁璵应酬者，以为册子，名曰《西游手录》。又有略解文字者三四辈，其笔语亦附后，虽不足慰眼下，而备他日之证云。
在小宅生顺看来，独立性易仅是“略解文字者三四辈”中的一人，与好友朱舜水的学问水平相去甚远。暂且不说该评价是否公允，但独立性易与“始终坚持个人理念，甚至几近性格洁癖的朱舜水之人格特质截然不同，立身行事之价值取向迥异”的确是事实，这种人格特质上的差别或许也是小宅生顺判断的重要标准。
不惟在儒士身份上无法获得肯定，独立性易出家后，也始终与黄檗僧团格格不入，杨儒宾教授分析其中缘由曰：“闽、浙省籍之争是说得出来的因素，独立也一口认定受福建帮僧侣欺压。但围绕在隐元身旁的弟子是否认同独立的佛弟子身份，恐怕也是重要的理由。”除了与黄檗宗同门间的不和谐，后来日本临济宗的无著道忠（1653—1744）反驳独立性易的禅学见解，也直接针对独立性易出家前的儒士身份而展开抨击，可见独立性易的禅师身份，确实饱受质疑。
三、独立性易的海外影响：以医、书、印而扬名
诚如杨儒宾教授所言：“三百多年的岁月流逝了，围绕着独立四周的谜团不见得拂得开，然而，这位骨子里非儒非佛的僧侣毕竟在十七世纪的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他的医术、书法、印刻在扶桑都有传人，而且形成流派……独立是不该被遗忘的。”独立性易的精神图像，虽然由于亦儒亦佛与非儒非佛的身份纠缠，显得飘忽不定，然而在医术、书法和印刻等方技艺术领域则大放异彩，至今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所称颂不已。
独立性易曾致书竺印祖门（1610—1677）曰：“弟读四十年书，命、相、医、卜、文章、诗学、书法、仙道、俱有实授，未尝说与他知。”又常言：“术同道广，治不视方，济人及物，内外本行，应机临变，儒释活路，方技又然。”综观从杭州戴笠到黄檗独立的一生，青少年时期学经习儒，研诗文、书画、篆刻等术，其后为谋营生而专攻医术、涉猎道术，东渡日本后，又遁入佛门。涉猎广博的他，“不拘泥在既有的框架中，但求于夹缝中生存”，生前的命运虽然十分坎坷，也未必实现了内心的理想抱负，但站在近世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度重新审视，独立性易很可能是历代黄檗祖师中，影响日本社会文化最全面者。
（1）传为日本痘科医术发端的独立性易
独立性易的医术，据说是得名医龚廷贤（约1522—1619）真传，龚廷贤者，明代著名医学家，江西十大名医之一。其父龚倍，曾任太医院医官，龚廷贤自幼随父习医，临证遵古而不拘泥，治多奇中，因治愈鲁国王妃之疾，入御医院任太医，获赐“医林状元”。
独立性易行医生涯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644年遭逢国难，48岁的他不得已带着家人离开家乡杭州而至语溪（今浙江桐乡），行医维生直至1653年东渡日本，前后历时共9年，所谓“耻以虏陷明庭，人心尽死，弃儒隐医，偕子与妻居乡者九载”，此为其一；1654年在隐元隆琦门下出家后，经历了伺僧时期、闭关时期，而后遭逢1663年长崎大火，失去安身之所，68岁时决定改行医为业，直到生命结束，此为其二。
他在日本以黄檗僧人的身份行医，很快就名声鹊起，“所至为缘，文墨之外，以岐黄济世，起废愈痼，远近目为神医”，于是隔年就受到岩国领主吉川广正（1601—1666）、吉川广嘉（1621—1679）父子的注意，并延请他到岩国出诊，此后五年间，共四次前往岩国看诊，独立性易在日本的“神医”形象，应该从此进一步获得确立。
传说当时日本痘疮流行，民间有“痘疮最惨毒，十儿九天殇”的说法，独立性易于是将中国的痘科医术传授给门徒池田正直、高玄岱、北山友松等人，为日本病人治疗，使他们都成为一代名医。有学者认为，“戴曼公等人在日本培养出一批名医，对打破日本僧医垄断局面、促进日本医学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此后，池田正直之孙池田瑞仙继承祖业，后成为治痘疮的医术权威，并被幕府任命为主治痘科病症的医官，此乃日本痘科之始。
清代王韬1879年访问日本，在8月5日记录云：
戴曼公明末气节之士。有托而逃于禅，故宁蹈东海而不归耳！日东种痘之法，相传出自戴曼公，今墓尚在黄蘖山。京师医流，每逢忌日设祭，亦可谓不忘本者矣。
当时，西洋尚未发明牛痘种苗法，因此独立性易传播痘科医术，对解除日本人民痘疮之疾带来的痛苦贡献至大，故被日本医界视为恩人。
然而，日本乡土史学家桂芳树（1913—2008）和研究独立性易颇深入的学者石村喜英运用在地优势，深入考察探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可靠文献可以证明独立性易擅长痘科医术，池田家族是否与独立性易发生交集，甚至是否存在池田正直之人，也是同样没有可靠文献支持。日本民间流传大量题目类似《戴曼公痘疹治术传》的医书——国立国会图书馆便收有十二种，在他们看来皆属附会。
无论历史事实究竟如何，但从近世日本社会开始，日本民众普遍把独立性易视为日本痘科医术的发端，以及日本医学界的大恩人，终归是不争的事实。
（2）尊为日本近世书法原点的独立性易
与大多数黄檗宗祖师不同，独立性易作为卓越书法创作家的同时，还是高明的书法理论家，他撰写的《斯文大本》（1660）、《临池述意》（1668）等书学专著，曾深刻影响了近世日本书法的发展，故而他不仅被论为日本近世书法之原点，也被论为以专业知识与技能实际传播中国书法的第一人。独立性易所传，除了《斯文大本》与《临池述意》所涵盖的内容，另有学者梳理其传承脉络：
曼公书法，出于长州王宠履吉，正锋逼古。故获其片纸只字者，珍而重之，犹文董之遗墨，不啻洪壁。曼公以其法，传之于北岛雪山及高天漪。雪山传之于细井广泽，天漪传之男颐斋，颐斋传之于泽田东江。而后广泽、东江虽有异论，至其执管五法、把笔三腕、拨镫等说，皆渊源于曼公之所授受。且用水笔麝墨，我土先是无尝知之者，又流漫于曼公之所教示云。
如此具体的技法传授，如此清晰的传承谱系，在中日书法交流史上应该并不多见，当时，也因其书法造诣，孙岳颁（1639—1708）撰《佩文斋书画谱》特为立传。
（3）并称日本篆刻艺术之祖的独立性易
明末盛行的篆刻艺术传入日本，独立性易的功劳不容忽视。从历史上来看，虽然东汉光武帝建中二年（57）向倭奴国王颁“汉委奴国王”印，历代多有颁授。但是日本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而不仅是印章），两国学者普遍认为要从独立性易开始。究其缘由，是因为独立性易不仅把印章带到了日本，还将印谱、篆刻材料及明末成熟的篆刻技术带入日本。
独立性易本人精通篆刻，常使用“天外一闲人”、“遗世独立”、“东矣吟”等各种材料的印章，后世留存者甚多，明治二十三年（1890），篆刻家中井敏所（1831—1909）还编成《独立禅师印谱》，现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又，据传独立性易“随身带去两方印，每印刻五面，在彼邦印界引起极大的兴趣及倾慕，对日本篆刻界起到了播种的作用”，而在他的影响下，黄檗山亦出现了不少擅长篆刻的禅僧，他们的作品，至今还珍藏于天理图书馆。
由于独立性易对于日本篆刻艺术的发展而言乃是开风气之先驱，所以在日本方面，往往就认为是独立性易开创了日本的篆刻艺术，称其为日本篆刻之祖。
不过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另一位东皋心越（1639—1695）禅师也被称为日本篆刻之祖。虽说东皋心越渡日的时间晚于独立性易，但他对于日本篆刻艺术的发展贡献或许不比独立性易小，东皋心越东渡时带去了陈策撰《韵府古篆汇选》，并经彰考馆翻刻流传，成为当时篆刻启蒙的主要工具书，更重要的是，他也带去了中国篆刻的传统与技法，使人们领略到篆刻的妙趣。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二人共同“被奉为日本篆刻之父，受到日本艺术家普遍的赞扬和推崇”。
（4）促进日本建筑技术发展的独立性易
独立性易除了在医术、书法、篆刻三方面对日本影响显著深刻外，其他明代科技文化经由独立性易而传入日本者尚有不少，而最具戏剧性者，则是关于建筑技术发展的一个案例。
前文述及1664年，独立性易首次接受岩国领主吉川广正、吉川广嘉父子的延请，到岩国出诊。这期间，独立性易的医术貌似效果甚佳，故而在治疗过程中，身为岩国第三任领主的吉川广嘉与独立性易闲谈至家乡杭州，进而又谈及西湖之风光与长崎何远侯所藏《西湖游览志》一书，令吉川广嘉颇为好奇，于是发函借来该书，而后事情便有了始料未及的惊喜发展。
忽一日，于在门何远侯斋头，得阅先达田艺衡《西湖志》，方一展卷，起我生怀，如醒昨梦。……一日登堂，欢然色笑如沃，世交若忘言，外垂问生缘，以及西湖之概，有闻是志，可尽观瞻。即命传书至崎，邮寄将来，展同指顾，居士见图，击案大喜，合得会心奇处，亟作钞存并加绘图，一新把翫用遣病怀，可曰“会心处政不在远也”。
吉川广嘉翻开《西湖游览志》，看到附图中架设在一座座小岛上的拱桥时，不禁拍案叫绝，因为这恰好给了他灵感解决长年困扰岩国的造桥问题——当地的锦川宽约二百公尺，不到80年就泛滥决堤7次，而建造不会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正是当时要务。虽然在西湖拱桥的启发下，翌年建造的第一座拱桥仍被冲毁，但其后一再改良，终于成就了牢固伫立在岩国锦川上的“锦带桥”。
岩国锦带桥保存至今，虽屡经修复，依然保持当年形态，被日本建筑界称为奇桥。2004年，岩国锦川锦带桥与中国杭州西湖锦带桥结为友好姐妹桥，并立碑纪念。而独立的功绩，也为后人铭记。
结语：不该被遗忘的独立性易
细数独立性易在近世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诸多卓越功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世人对他却所知甚少，即便是在他的故乡杭州，同样罕有人了解其人其事，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感到困惑，该作何解释？初步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为孤傲不羁的个性。从独立性易最常使用的印章“天外一闲人”以及“遗世独立”可以感知到其人的孤傲不羁；从他的亡国东渡，以及和包括黄檗宗同门在内的许多人格格不入，也同样可以感知到其人的孤傲不羁。
高玄岱（1649—1722）形容其师曰：
鸣呼！师也遭时乱亡，不苟安于其地，而耻复屈身，其后竟以踏海，终以方外。其耿介卓絶之风，历千古而不磨。如师所谓：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者。
无法苟安于世，无意追逐功名，宁愿成为“遗世而独立”的“天外一闲人”，既有着这样的个性，不论是同时代抑或者后世，都将令人产生难以接近之感。而这也就无形中使得独立性易其人其事在传播的时候，变得困难许多。
其二、为游离纠缠的身份。廖肇亨认为：“与在异国日本大树法幢的黄檗宗僧团不同，独立性易既没有君臣道合的欢欣，也没有异国团圆的法门因缘，对佛门禅法也缺乏真诚的信仰。既与黄檗僧团格格不入，又不能如朱舜水般受知明主，到头来，也只是流落异国一介无依无靠的文人。”说到底，独立性易受困于亦儒亦佛与非儒非佛的身份纠缠中，不论是在黄檗僧团中，还是在儒士文人圈，都饱受争议，无法真正融入其中，而在这种不断离散化、边缘化的处境里，关于其人其事的传述，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畅通。
其三、为论著出版的坎坷。这是非常具体现实，同时又非常严重致命的问题，试看“黄檗三笔”乃至许多其他的黄檗同门，由于较早编集出版语录、全集，他们的生平行迹一直被人们所牢记，他们的生命人格也一直对人们充满精神感召。唯有独立性易，由于论著文集的出版不仅迟迟不能完成，而且还命途多舛，屡遭火灾——最为严重的一次无疑是1746年大火焚毁独立性易弟子高玄岱所编成的《天外老人集》十五卷等著述，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三百年来，世人想要了解独立性易其人，就只有从稀少零散的间接材料，或者极难接触的公私立典藏机构处着眼，而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疑都是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不过，幸有吉永雪堂、桂芳树、石村喜英、徐兴庆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关于独立性易其人其事，在吉永雪堂《天闲老人独立易公纪年》（1961）、石村喜英《深见玄岱の研究》（1973）、桂芳树《僧独立と吉川广嘉》（1974）以及徐兴庆编著《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2015）相继出版后，逐渐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尤其是《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的公开出版，把原本秘藏于东瀛各处馆藏机构内的独立性易文献、档案搜集并整理出来，可谓重新认识独立性易的起点。关于独立性易研究的巨大空白，由此获得填充的可能。
可以想象，那位险些被世人所遗忘的独立性易，关于他渡日之后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丰功伟绩，以后将重新被世人所追思、铭记。最后，现不妨以杨儒宾教授之言作为结语：“独立和黄檗僧团、东皋心越、朱舜水、陈元赟这波海外遗民，共同创造了一支新的江户文化，他们联合将东海的交流史推向了历史的高峰，独立是不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