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荣 吴寅瑜：从味苦之树到心内归依：隐元“黄檗”书写与“本真”建构
从味苦之树到心内归依：隐元“黄檗”书写与“本真”建构
杨祖荣 吴寅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藉由隐元诗偈中对于“黄檗”意象使用，我们不难见其在不同人生阶段面对不同精神理想而露出的复杂思想。早年寓居狮子岩时期，隐元借“黄檗”意象表露出其修行初期的坚韧心志，他对禅法的悟证与维护正统传承的坚定决心，正是其日后“本真”塑造的坚实基础。开宗日本、传衍宗法时期，隐元借助“黄檗”与其所弘扬禅法宗风的联结，树立自我与黄檗宗的“本真”形象。晚岁退隐松堂时期，隐元则在“黄檗”指称的移植中拓展黄檗宗的“本真”义涵，并借此纾解故乡之思、安顿身心。此三者反映出隐元渡日前后有意或无意构筑“本真”的历程。
关键词：黄檗；隐元；本真
吴疆在《蹈海东瀛：隐元隆琦与前近代东亚社会的本真危机》提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本真”（Authenticity），并用以观照东亚佛教视域下隐元隆琦的研究。在他看来，“本真”是“一个传统的基础以及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始终如一的价值体系的来源”，它与古汉语中对于“本”“真”“正”等话语的论述对应。在宗教层面上，隐元隆琦赴日传法，宣称自己为“临济正宗”，强调其所接受的禅风以及修持方法的正宗性，从而为自己树立起了作为“精神和宗教本真”的形象。这一“本真象征”一方面为江户时期颓靡的日本佛教带去了巨大刺激，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隐元与他所建立的黄檗宗传统在日本取得巨大成功。
事实上，隐元对于“本真”形象的建构，不仅在其宗教弘法实践中得以彰显，也依托其创作的大量文字而得以实现，尤其是极为丰富的诗偈作品，成为“本真”建构的重要载体。然而，以往对隐元诗偈作品的分析多囿于古代文学视域下简单的文学分析，从宗教视野出发的讨论较为有限，更遑论在“本真”视角下的研究。
有鉴于此，笔者以隐元“黄檗”意象的书写为线索，勾勒其“本真”形象的建构。通过描摹“黄檗”意象，隐元反复勾连自我与禅宗正统、临济正脉的密切关系，从而构筑自身与黄檗宗传统成为“本真”代表。在新黄檗开辟后，再通过“黄檗”义涵的拓展，衔接中日双黄檗，最终顺利完成了“本真”内涵的移植。
“黄檗”这一意象在隐元诗偈创作中较早出现，在其后期写作过程里又呈现出义涵的多重演变。隐元在中国时期对“黄檗”的描摹中，就已在其原本的植物概念上逐渐加入了宗门的义涵。
“黄檗”意象的产生及运用
黄檗本指黄檗树，医学著作之中多有记录。《神农本草经》载：“檗木，味苦寒，主五脏肠胃中结热，黄疸，肠痔，止泄利，女下漏下，赤白阴阳蚀疮。一名檀桓。生山谷。”《图经衍义本草》转引《图经》曰：“檗木，黄檗也。生汉中山谷及永昌。今在处有之，以蜀中者为佳。木高数丈，叶类茱萸及椿、楸叶，经冬不凋，皮外白，里深黄色，根如松下茯苓作结块。五六月采皮，去皱粗，暴干用。”可知黄檗味苦，性寒，可历寒冬而不凋，能作药用，而这种植物的本性特征，便被古人借用成为一类意象，以喻环境艰苦，后逐渐进入到文学与佛教文本的书写当中。
文人笔下早有对于“黄檗”意象的运用，南朝乐府民歌中有“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子夜四时歌》），“黄檗郁成林，当奈苦心多”（《子夜歌四十二首》）等句，只是对于黄檗苦味的简单运用。至唐宋诗人的笔下，这一意象不仅被使用得更为频繁，并且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唐朝白居易《三年为刺史二首》云：“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鱼玄机《情书寄李子安》云“饮冰食檗志无功，晋水壶关在梦中”，皆以“饮冰食檗”喻环境清苦。宋朝郑兴裔《忠肃集》云：“臣祖父以来，世守清白，束发入官，励志冰檗”《请禁传馈疏》云“臣祖、父以来，世守清白。束发入官，励志冰蘗，谢絶苞苴，无敢少有陨越，以滋罪戾。”，同样以“冰”“檗”这对意象喻环境艰困，以激励自我。
在佛教之中，“黄檗”同样因其味苦之特性成为一类特定的意象。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载：“贞元五年（789年），沙门正干尝从六祖学，既得其旨，乃辞去。祖送之，曰：‘把菩即上’。干抵此乃安之，遂创院名‘般若台’。今十二祖师堂，其地也。八年（792年），于其东大辟堂宇，德宗改为‘建福禅寺’。”虽然学界如今已多怀疑正干禅师从学慧能经历之真伪，但福清黄檗宗为慧能以下曹溪一脉禅师开创应当无误。创寺以后，前有断际禅师出家黄檗，又改宜丰鹫峰为黄檗山以为纪念，后北宋真宗咸平初年（998年），朝廷又降太宗御书于黄檗山。虽缺详细记载，但由此可知宋代黄檗寺应较为兴盛。“黄檗味苦”也随正干禅师开山黄檗之传说在禅宗语录中不断传衍。
自宋代以降，禅宗语录中的“黄檗”书写便不在少数，禅师们常以“黄檗性苦”喻修行艰苦，以勉励僧人修行。临济义玄有“如麻谷用处，苦如黄檗，近皆不得。”（《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真净克文禅师所作偈颂中同样有“鹫峰深，黄檗苦”（《短歌寄端上人》），“踏断秤槌，两截分明，为君直说。黄檗苦口，多嫌三冬”（《和黄檗老和尚送李居士》）等句。至明清时期，隐元隆琦对“黄檗”意象更是情有独钟，这一意象在其诗偈作品中得到大量题写，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
（二）“黄檗连根苦”：处境自喻与修行自况
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福清黄檗寺请密云圆悟（1566年—1642年）前往开法，次年隐元跟从密云至山。后奉密云之命外出募捐，然而当隐元返回之时，密云却已离开黄檗前往阿育王寺，随行的木陈道忞（1596年-1674年）、费隐通容（1593年—1661年）等人或随之离去，或前往他处。回到黄檗山的隐元孑然一身，万般滋味交错之下写下了《回山有感》一诗：
密云散处各归津，独露寻常本色人。鉴水一条拖白练，青峦十二迥天真。
细尝黄檗连根苦，冷看梅花彻骨贫。无奈东君轻漏泄，纷纷踏碎故园春。
这首诗作于崇祯三年（1630年），隐元三十九岁之时。诗中的“细尝黄檗连根苦，冷看梅花彻骨贫”一句，是隐元生平首次在诗偈当中对“黄檗味苦”进行书写。但是与前人不同的是，隐元对于“黄檗”意象的运用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蕴含其复杂的内心情感。
在金粟山修行期间，隐元一直希望成为密云圆悟的法嗣，虽然文献之中对于密云为何没有等待隐元归来一事并无详细记载，但被单独留在黄檗山的隐元必然心有失望，对于修行之路更是感到茫然而无着落。这不仅意味着他就此与先前的理想渐行渐远，而在陌生的环境之下要如何继续修行，成为了摆在隐元面前的难题。在这样一种低落的心境之下，隐元在此诗中以“黄檗”之“连根苦”与“梅花”所经受之“彻骨贫”相对举，无疑带有自喻的意味。“黄檗”之味苦何尝不是隐元内心苦涩心声的委婉吐露？“梅花”所受之贫寒又何尝不是其当日处境之困窘的真实写照？但尽管心有失落，选择此两种特殊的植物入诗，反而展露出隐元不屈于逆境的精神韧性。即使黄檗连根苦，却仍要“细尝”，梅花忍受彻骨寒，却能够“冷看”。
对于“黄檗”意象的使用，意味着隐元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所要面对黄檗禅法，因此自然而然联想起正干禅师“遇苦即止”的传说，以及黄檗祖师们“黄檗味苦”的公案。“细尝黄檗连根苦，冷看梅花彻骨贫”，正是隐元化用黄檗祖师公案，从而勉励、督促自身刻苦修习黄檗禅法，继续潜心修行。此般坚忍的品性，正是对于黄檗希运“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上堂开示颂》）的践行。不久后，隐元便寄居于黄檗的一个偏僻下院狮子岩之中静修。此后六年，隐元与良哉性常、良冶性乐、良者性善等几个沙弥一同于此地刀畊火种，运石砌阶，虽然生活极为艰辛，却得以澹泊度日。
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隐元笔下对于梅花苦寒书写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而终其一生对于梅花的钟爱，或也与此人生经历相关。在其诗偈创作的初期，对于“黄檗味苦”意象的首次运用既暗含着他对彼时自身境况的隐喻，也显露出隐元对于黄檗禅法的初步体悟。
（三）“黄檗彻骨贫”的情志表达
在运用“黄檗味苦”以自我比况以后，隐元在诗偈之中还将“黄檗”意象继续延伸与拓广，以宗派意义上的“黄檗”入诗：
黄檗由来彻骨贫，了无一法累诸人。任从乱统如麻粟，更不重添眼里尘。（《即事有怀》）
明末佛教复兴时期，禅宗极为兴盛，甚至引发临济、曹洞二宗对于禅宗主流地位的争夺。然而禅宗内部面对禅宗派系的大量涌现，却无更为完善的管理控制。彼时传承方式的急剧泛滥，导致乱统现象层出不穷，禅林陷入混乱。隐元此诗之感怀正是由此而发。隐元在写作“细尝黄檗连根苦，冷看梅花彻骨贫”后，又将二句融合为一，从而出现了“黄檗彻骨贫”的表述。意象的结合同时也意味着“黄檗”与“梅花”二者特质的交融，此诗中，隐元移植“梅花”所历之贫寒于“黄檗”之上，以喻黄檗宗在禅林乱象叠生之间坚守其道，傲然屹立的姿态。
当时对于禅宗派系相关文本的编纂势在必行。黄檗禅师当中，首先致力于此的便是密云圆悟，其所编写的《禅灯世谱》主张明确的法脉传承，厘清了传法关系。此后，后费隐通容住持黄檗，继承密云圆悟之遗志，先后编修《五灯严统》与《禅宗渔樵集》，皆力图严格定义传法，拨乱反正。隐元曾写诗赞扬道“直至我师严正统，无容僭窃混宗纲。自兹永定千秋鼎，万古联辉四海扬。”（《阅五灯严统》）
虽然隐元在诗偈中明志，言任由“乱统如麻粟”，只要自身不与其为伍，便能不添“眼中尘”，但对比其后来的实际行动，却更像一时间的愤懑之语。事实上其理想始终是广播“严统”思想，矫正禅林之弊。顺治十年（1653年）《严统》印行，然而却引发诉讼，费隐最终败诉，《严统》也随之毁板。此事给当时已经身处日本的隐元带去了极大的冲击，“当道不能激浊扬清，反扶邪摧正，则中华文物，眼目何在？”（《复栖林无得首座》）不久后，隐元便在日本普门寺主持重新刊刻《严统》，在建立新黄檗以后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践行了严统思想，坚决反对外嗣弟子居住于黄檗寺，始终严格保证传法的正统性。经由隐元早年诗偈中对于严统思想的坚持以及渡日后行动上的贯彻实践，我们便不难窥见其诗偈中存在种种“本真”表达的缘由。
江户时期的日本宗教界受幕府钳制，一度被嵌入封建制度之中。随着“本末制度”与“寺檀制度”对近世佛教发展的规制，日本佛教逐步陷入麻痹状态，而寺僧群体也生惰性，滋生腐败。当日颓靡不振的日本佛教界急需一位能够带来新禅风的巨匠，以破除多年之沉滞。另一方面，中国明清易代之际，明末东渡的大量遗民在日本长崎地区聚集，形成了华人社区，建立起长崎四大佛寺，进一步刺激着衰颓的日本佛教界对于中国高僧的迫切需求。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1601年—1668年）数度敦请隐元赴日，正是日本佛教界探寻出路的一次尝试。
对于怀揣着弘扬临济宗风、播扬黄檗法派这一宏大理想的隐元而言，如何回应日本佛教界对于中国禅宗佛教的期待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隐元自渡日伊始便开始了对于自我“精神和宗教本真”形象的逐步建构。在前期，这种建构主要通过隐元在诗偈中对于黄檗禅法的展示得以实现。在作品中，隐元一方面展露黄檗禅法棒喝机锋的峻急激烈，一方面又向学人传达黄檗老婆禅的苦心孤诣，此二者一急一缓、一张一弛，构成了黄檗禅法内在的两重张力。
（一）机锋棒喝，直指门径
顺治十年（1653年），隐元应日本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禅师敦请东渡弘法，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廿一日启棹而东。东渡扶桑后，隐元初抵达入住长崎兴福禅寺，后接连住持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以及摄州祥云山普门福元禅寺，遍游日本名寺古刹，辛勤弘法。在太和山黄檗寺建立以后，隐元拥有了固定的弘法宣教之所，诗中便出现大量示众、教化之作，并在作品中反复描写禅法。这一类作品，诗风较以往更加燥辣豪放，诗境也更为开阔不羁，反映出他力图展现临济禅风、黄檗宗风的迫切心情。
《景德传灯录》卷十二载，临济义玄禅师初投江西黄檗希运禅师时，问“如何是祖师西來的的意？”“黄檗便打，如是三问三遭打。”义玄不明黄檗赐棒之意，遂辞去。参大愚禅师后，义玄顿悟黄檗希运之用意，云“佛法無多子。”这则著名的禅宗公案不仅是禅宗内部僧人们的参学范例，宋代以降也成为文人群体借以入诗的对象。
隐元在诗偈之中所描写的临济禅法、黄檗宗风，同样是大量以“临济大悟”的祖师公案入诗，又集中体现于对这则公案中临济义玄“三问三遭打”这一情节的运用。虽然在渡日以前隐元也有过对于黄檗宗的机锋棒喝描写，如“棒头直指处，若个不知恩。”（《回狮岩辽天居》）“棒头未点迅风驰，正法流通在此时。”（《寄诸禅德》）但在长崎登岸以后隐元诗偈中的此类描写风格有了明显的转变，并且开始有意地将“黄檗”一词与禅法进行连接：
黄檗棒头辣，扶桑顶上擎。痛领三拳信，长歌奏九成。（《初入普门》）
迷悟隔天壤，贤愚自古今。檗山三顿棒，痛快廓胸襟。（《拟寒山诗》）
黄檗棒三顿，惹个疯癫儿。普门双桂子，叶叶自成规。（《初秋偶兴》）
对机直截棒三顿，方便傍通偈半篇。摸着娘生真面目，不孤黄檗老婆禅。
（《示方外知客》）
这类作品有意将禅法与宗派意义上的“黄檗”相关联，实际意味着宗法上的归附。透露出隐元对于黄檗禅能够在异地开花结果、对于自身能够在日本延续正统传法的殷切期望。隐元早期描写禅法的诗偈对于“棒喝”的书写更多基于事典本身，借“棒头”代指“开悟”。其后期的描写则更进一步，专注于禅师应接学人时不用言语，施展“棒喝”直指门径的具体情境。隐元在诗偈中以“辣”“痛”等字眼唤起人们对于领受黄檗棒的直观感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恶辣棒头如迅雷一般截断理路言诠，叫人体悟“黄檗佛法无多子”无神秘之处、无道理可说。
隐元在诗偈中，抛却了精警的说理方式，而刻意偏向于使用激烈的字词，营造诗偈节奏的迅疾，赋予视觉感官上的刺激，以极力展露门风之峻猛。同时，黄檗禅法“不容拟议”破除文字执著而提倡直觉体悟的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事实上，隐元的此类诗句与其语录之中大量警醒开示学人的法语要更为接近。
（二）苦口叮咛，老婆心切
在隐元诗偈之中，除了通过对于黄檗禅法禅风的直接展现以塑造“本真”以外，“黄檗老婆禅”成为另外一种义涵更为隐蔽的表达。在“临济大悟”公案的最后，临济义玄返回黄檗山受教。黄檗问云：“汝回太速生。”义玄云：“只为老婆心切。”在此，“黄檗苦口”与“苦口婆心”这一义涵相融合，演变成为了禅师的特殊言句，之后“黄檗老婆禅”更流传成为一则公案。“老婆心切”谓禅师絮絮叨叨，苦心叮咛以劝导学人，多引申为禅师应接学人时之用心良苦。
作为中国禅僧赴日弘法的隐元在渡日初期曾不可避免地招致过诸多非议，《年谱》中记载“师到普门，四方道俗，疑信参半，是非蜂起”，然而隐元却始终处之泰然“闻讥风过耳，见誉耳过风”（《闻谤》），“不见不闻两自在，无求无謟各风光。”（《闻谤》）但是，纵使隐元个人能够秉持波澜不惊的心境，将黄檗禅法在这片异乡弘扬光大的理想却并不允许隐元真的“不见不闻”“无求无謟”，而隐元既希望树立自身成为“本真”形象的代表，便也不得不对各种质疑之声做出回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隐元的应对之举极为巧妙。一方面，作为高僧的隐元自有其气度，并未与质疑之声正面论战，另一方面，他又需稳固自身在佛教内部的声望与地位。因此隐元选择了结合两方面需求，将诸多回应之语，通过诗偈这一载体传递给了广大禅人。
在写作《闻谤》一诗的同年，隐元还题写了《示众禅人四首》：
九年面壁嘴卢都，到底胸中一物无。不遇觅心不可得，大千谁识老臊胡？
日尝静坐一炉香，莫与诸人较短长。洗耳清流卖洁汉，至今浊气满沧浪。
方来诸子学疯癫，吃得当机几铁鞭。设若棒头开只眼，始知黄檗老婆禅。
衲僧彻底荐机先，莫趁无根野干禅。正眼分明净似镜，眉毛一眨隔三千。
此诗先以两句自谦之词起首，言语中表面贬低自己胸中无一物、无人识得，事实上却暗示了自己“九年面壁”的苦修之功、真才实学，点出不为人所识的真正原因在于“不遇觅心”。其次以日常静坐冥想的习惯，不与流言蜚语计较的态度，表明自我问心无愧的平静之心、超然之态。在对非议做出回应以后，隐元紧接着对自己所传黄檗禅法进行捍卫。谓入门修行“学疯癫”，而黄檗禅法峻急，其间不免吃得“几铁鞭”，然而若能在棒喝之下得以开悟，此时方能体会到黄檗禅法之中所蕴含的“老婆心切”。隐元强调，正是因为怀此与祖师相同的“黄檗老婆禅心”，因而自己在应接学人之时也同样苦心孤诣，以机锋触动对方，令人于一念未动、一言不发之前体悟，而不叫人陷落于野狐禅等异端之中。
由此，隐元通过诗偈示众，不仅四两拨千斤地应答了质疑，又对黄檗禅法之特点进行了一番深入浅出的解释，最后还将“黄檗老婆禅”与“野干禅”（即“野狐禅”）进行了区分，既向众人展示出自己直承祖师殷殷教人的老婆苦心，又进一步以“正眼分明净似镜”托举出了黄檗禅法的“本真”地位。
此后，隐元于诗偈中还时不时运用这一表述，“一刻复一刻，苦口惟黄檗。觑破老婆心，虚空嫌太窄。”（《年运推迁颂五首》）“可述偈言慰孟母，管教透脱老婆禅。掀翻黄檗无多子，不负摩耶方寸田。”（《良寂禅人告归省母以偈示之》）等等，充分展现黄檗宗开示学人的恳切慈悲。
日本宽文元年（1661年）隐元七十岁古稀寿诞。在彼时日本临济宗妙心寺龙溪宗潜（1602年—1670年）与秃翁妙周（1611年—1681年）等禅僧的极力奔走之下，隐元争取到了大量官方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年，德川幕府准许了隐元为新寺院的选址，于京都府宇治郡太和山落成新寺，为临济道场。新寺开辟后，隐元学习黄檗祖师，仍以黄檗山万福禅寺为其命名，以示不忘福清黄檗之祖庭。新黄檗的开创，正式标志临济宗黄檗派在日本落地生根，从此便有东西两黄檗之称。此后，隐元在诗偈创作中同样对宗门意义上的“黄檗”指称进行了移植以及拓展。
（一）“古黄檗”到“新黄檗”：隐元的“本真”期许
新黄檗开辟后数年，隐元皆在“新开黄檗壮禅基，正脉流传海外奇”，“一片太和温道义，千秋黄檗振宗纲”（《初到檗山偶成》）的壮志中带领黄檗宗在日本不断发展壮大。“黄檗”一词的义涵也随着日本黄檗宗的兴盛逐渐丰富。
起初，隐元在诗偈中仍然明确地将东西黄檗的指称进行区分。“托出古黃檗，冷然語无多。”（《赠寺主龙溪六旬初度》）“新开檗岫通玄侣，直指纲宗正法坛。”（《复示层公黄居士》）分别以“古”“新”进行指称两黄檗。但很快其诗偈之中的指称与描写就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题写以供抒怀的诗偈中，还是示众之作中，隐元都开始集中且频繁地使用“檗山”指代新黄檗。诗偈之中出现了诸如“白云敛尽檗山堂，处处流辉大道彰。”（《癸卯中秋》）一类表述，而在此前，“檗山”一直是宜丰黄檗山与福清黄檗寺的指称。
除去“檗山”指称变化所带来的概念的拓展，隐元还不断在诗偈中共同书写宇治郡太和山的“檗山”与黄檗禅法：
禅人逗到檗山堂，触着太和心自凉。更乞伽陀彰意气，舌翻一片钵昙香。（《示某禅人》）
曾谒西来叟，胸开满太和。檗山添翠茂，福德转增高。（《示小川又左卫门》）
门开不二千差摄，法演无多莫可量。此日太和风雅振，檗山正脉永流长。（《仲春念五日方丈上》）
这样的书写方式，与此前对于福清檗山的描绘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同样是将“檗山”与黄檗禅法特色进行结合，却能够潜移默化地强化人们对于日本黄檗宗成为传续禅宗“正脉”这一存在的认知。正是经由这样一些名词的替换，隐元逐渐使得“新黄檗”与“古黄檗”的内在精神义涵等同，而“古黄檗”原先所塑造起的“本真”义涵在此过程汇总，自然地被嫁接于日本宇治黄檗寺这一客观存在上。
此外，经由隐元诗偈之中对于太和檗山寺宇建筑的具体题写，同样能够窥见其移植黄檗“本真”义涵的精神意图。在开辟新黄檗之时，隐元有意参考明代福清檗山的建筑格局对太和檗山进行建设，然而在诗偈当中却不见他对此地寺宇建筑的布局与外观进行具体描绘：
拈来茎草却锋芒，到处为标水月场。彻底大机堪大用，果然成栋又成梁。门开不二千差摄，法演无多莫可量。此日太和风雅振，檗山正脉永流长。（《仲春念五日方丈上梁》）
天生古木萃灵山，万里飘来非等闲。此日爲梁成大器，千秋顶柱岂辞艰。门开解脱堪同入，法阐真空孰与班。盖覆乾坤绵密密，从教八面自来攀。（《八月廿二日禅堂上梁》）
在题写新黄檗寺宇建筑相关的诗偈时，隐元并注重不描绘其外在的客观表现，甚至没有提及其基本的建筑格局，反而常将笔墨都集中于褒扬其象征意义、精神价值。并且在诗句写作中，隐元从来不吝以“檗山正脉”“千秋顶柱”等恢弘大气的词汇对其极尽渲染。可见在物质存在之外，隐元追求的更是塑造新黄檗的精神内涵。隐元对于新黄檗能够成为“成栋梁”“成大器”的期待，也正是他彰显其“本真”形象的心理动因。
与此同时，隐元从福清黄檗寺所带来正宗的寺院传法制度，在日本这片异域的土地上不仅成功落地扎根，并且还收获了极大的成功，为当时日本的寺院提供了可供学习的范例。两相结合之下，京都黄檗万福寺不仅成为福清黄檗寺在异地他乡物理意义上的象征，更顺理成章地被日本僧俗视作了能够继承其精神与宗教意义的“本真”存在。
（二）“新檗苑”作“旧家乡”：隐元的精神栖居
无论是为宇治太和山新寺起名为“黄檗”，还是仿造福清黄檗寺的殿宇布局建造新寺之举，其背后除了“本真”塑造的目的外，还隐藏着隐元个人精神归依的强烈需求。
尽管异国他乡景致万千，但故土之影始终萦绕在隐元的心头，愁绪总在夜深人静之时翻涌而至“夜静闲消故国梦，江清月冷白苹风”（《舟中夜咏三首》），乃至时常入梦而来“梦里欲归归未得，翻身仍旧在扶桑。”（《小阳春早书怀》）梦醒之后，此身仍在千里之外的扶桑，此中落差，叫人如何不怅然若失。隐元离开福清黄檗寺之时，曾与黄檗诸人定下三年之约，许诺三年后归国。在赴日最初的岁月中，隐元也始终盼望着能够践行此诺，返回故土。然而在日本明历二年至三年间（1656年—1657年），面对黄檗僧众数度来信催归时，隐元在几番犹豫徘徊之后却最终毅然选择了留日。隐元何尝不想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土，也曾为“依约三年信未还”（《登亭晚怀》）而愧疚。然而弘法大任未竟，如何能轻易归去。放弃归国以后，隐元愈发坚定信念，呕心沥血数载终于成功开山黄檗，实现多年夙愿。宽文六年（1666年）七十五岁的隐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寄居七十五星霜，历遍东西路渺茫。偶尔乍开新檗苑，俨然暂作旧家乡。
老人自得安闲乐，智者全凭法力强。一片真风动林野，不妨地久与天长。
（《岁暮吟廿五首》）
透过此诗，我们不难窥见这位老人在异地他乡一切举动，背后的心理动因，便是将此“新黄檗”作为“旧家乡”。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透过眼前的新黄檗寻觅着故乡黄檗的旧影，聊以慰藉自己无尽的思乡之情。在一种相似的环境之中捕捉熟悉之感，从而得到“安闲乐”。
住持新黄檗的多年时光中，隐元安慰自己道“杖挑海外新黄檗，独露面门顷刻间。南北东西浑一致，何曾昧却旧青山。”（《怀旧》）始终将思乡之情埋藏在心底。然而当隐元功成身退，卸下扶持宗门的巨大责任之后，对于故土的思念便又重新涌上心头。
宽文四年（1664年），隐元弟子木庵性瑫接替万福寺住持，隐元就此退居于老松堂，任运逍遥，倾注精力于写作。这一时期，隐元笔下书写出大量的闲居写景之作，然而在他书写的新黄檗之中，总是隐隐浮现出故乡黄檗山的旧影。
尘劳迥脱老风骚，随处遨游步转高。坐卧不忘松隐里，去来常恋檗山阿。
两轮环绕旧时路，一气升沉长劫波，登岸到家平坦坦，安闲无事乐如何。
（《念五日舟回檗山》）
退居松隐堂的隐元在卸下一肩重担之后，终于得以在“随处遨游”的无限轻松与愉悦之感中坦诚地展露出了自己的心声——“坐卧不忘松隐里，去来常恋檗山阿。”即使在精神境界上已然能够“尘劳迥脱”，不为宗门事物所拘也能够随处畅游，但隐元在坐卧往来之间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宇治太和山上的“松隐里”与“檗山阿”。此两句，叫人已经感受到他对于新黄檗的强烈归属感，然而此诗的后两句却笔锋骤转。作者忽然登上了飞驰而去的车马，跨过了茫茫大洋。诗句最后的“登岸到家平坦坦”，才令人恍然大悟，隐元所想要登上的俨然是海岸那头，令其魂牵梦萦的故乡黄檗山。唯独回到那片故土，他才能真正感受到“安闲无事”。
这个时期的隐元已经迈入暮年，他无比清楚自己此生应该再无机会归去，而当时的故国想必也不复旧日面貌“可惜旧家成兔窟，一团锦绣作沙场”（《闻故国信有感》）。但隐元因身处另一片“檗山阿”而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故而并不因此过于伤怀。他诗偈中亦多清寂之风，流露出晚年的平淡自然，彻悟完满的精神境界。宽文十三年(1673年)四月三日，隐元安然示寂于京都黄檗山，年八十二岁。在他的临终道别之作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其豁然开朗的人生态度与超迈圆满的修行境界，“西来楖栗振雄风，幻出檗山不宰功。今日身心倶放下，顿超法界一真空。”（《初三日未时辞世偈》）眼前的太和山的黄檗寺以及这精心建造的松隐堂就像其半生操持的那样，在继承了福清黄檗“本真”义涵的同时也早已在精神意义上成为其故土的替代，成为这位年迈高僧最后安放身心的精神栖居之所。
藉由隐元诗偈中对于“黄檗”意象使用，我们不难见其在不同人生阶段面对不同精神理想而露出的复杂思想。早年寓居狮子岩时期，隐元借“黄檗”意象表露出其修行初期的坚韧心志，他对禅法的悟证与维护正统传承的坚定决心，正是其日后“本真”塑造的坚实基础。开宗日本、传衍宗法时期，隐元借助“黄檗”与其所弘扬禅法宗风的联结，树立自我与黄檗宗的“本真”形象。晚岁退隐松堂时期，隐元则在“黄檗”指称的移植中拓展黄檗宗的“本真”义涵，并借此纾解故乡之思、安顿身心。此三者，共同反映了隐元渡日前后，有意或无意构筑“本真”的历程，而这也是隐元以广播临济宗风为己任，为扶日本佛教之颓靡而做出的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