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建筑布局的变迁与【万福寺伽蓝指图】

张维：京都万福寺的布局变迁与万福寺伽蓝指图

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建筑布局的变迁与【万福寺伽蓝指图】

日本东北大学 都市・建筑学专攻 博士 张维

摘要：

京都黄檗山万福寺作为日本黄檗宗的大本山，建筑规模恢弘。自隐元、木庵禅师住山时期（1661-1680）各主体殿堂成型以来，其样貌基本依照原样延续至今。但若放眼整个黄檗山万福寺建筑群，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布局结构经历了多次调整——比如，如今天王殿之下的参道部分和天王殿之上的主体建筑并没有强烈的隔绝感，西北侧的松隐堂区域也通过回廊和主体伽蓝融为一体（参考图1）。然而在万福寺初创的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初期，这三个区域却被明确地区隔开来（参考图4）。

万福寺伽蓝建筑群在基本成型之后，其布局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变化？将如今万福寺境内的建筑群分割成三个区域的构想，究竟是何时产生的？这三者又是何时融合到一起的？本稿的第一、二章结合诸位学者的先行研究，介绍京都万福寺建筑群的建设过程，以及其布局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三、四章，笔者将结合万福寺文华殿所藏的绘图资料【万福寺伽蓝指图】，推测万福寺早期布局构想形成的时间。

1. 京都万福寺伽蓝现状及其早期建设过程

京都万福寺坐落在以妙高峰为制高点的，从东向西延伸开来的丘陵之上。中轴线以最东端的威德殿为顶点，在其之下，从东向西依次排布着法堂、大雄宝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天王殿,这些建筑各自向左右延伸出回廊，用以连接对称设置的钟楼、伽蓝堂、斋堂（南侧）以及鼓楼、祖师堂、禅堂（北侧）。法堂左右的东方丈和西方丈也大致处于对称的方位（尽管两者内部平面布置并不相同），用回廊加以连接（图1）。

另外，在山门与天王殿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广阔的空间——其南侧为参道，北侧则是隐元开创的塔院松隐堂。松隐堂同样拥有一条清晰的中轴线，从南到北依此坐落着通玄门、开山堂和舍利殿。开山堂西侧是客殿、侍真寮、库里，东侧是寿藏、石碑亭、钟楼。开山堂通过回廊与钟楼、天王殿等建筑联通。

樱井敏雄在对万福寺伽蓝进行实测之后，指出黄檗山的设计过程中大量应用正方形和其对角线，来确定各个建筑物的位置关系。这些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场域逐渐从高处向低处推进，制造出万福寺所特有的、空间的上升性和凝重感（图2）。

図1　万福寺現状配置图（图上方为东方向）　　　　　　　　　　　図2万福寺伽藍造営計画構想图（图上方为东方向）

图1出自：日本建築学会　『日本建築史図集』　（彰国社，1980,p83）

图2出自：桜井敏雄、大草一憲：『黄檗宗寺院の伽藍計画に関する研究-法雲寺の建築と伽藍計画を中心として』（美原町教育委員会,1983，p73）

数量众多的单体建筑构成的大型寺院，通常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京都万福寺也不例外。万福寺的主要建筑多为隐元（住山1661-1664）、木庵（住山1664-1680）担任主持期间修建。

获得幕府将军赐地以后，隐元禅师（1593-1673）便开始快马加鞭地开展营建工作——根据《愚子见记》的记载，工程从万治三年（1660）开始，小方丈、禅堂、斋堂、库里、安牀寮、役者寮、山亭、山門、鐘撞堂等建筑陆续完工。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建筑多为桧木皮屋顶的简陋草堂。宽文二年（1662），法堂在幕府权臣酒井忠胜的捐赠下完成，以此为契机，万福寺脱离了最初的草堂状态。宽文三年（1663）禅堂、东方丈、松隐堂建成，诸如执事寮、侍者寮、行者寮等寮舍也逐渐齐整。宽文四年（1664）九月，隐元让位给木庵禅师，自己搬去松隐堂隐居。住持交替之际的万福寺伽蓝的样貌，被记录在《新黄檗志略》所收录的【万福寺伽蓝绘图】（图3）之中。

图3　　『新黄檗志略』中的万福寺伽藍絵图（寛文四年１６６４）　祖丘筆　

图3出自：桜井敏雄、大草一憲： 『黄檗宗寺院の伽藍計画に関する研究-法雲寺の建築と伽藍計画を中心として』（美原町教育委員会,1983,p44）

如图3所示，隐元退隐之时的万福寺，和如今的样貌尚有较大差异。而在木庵任期中，黄檗山的重要建筑基本全部完成。各个工程当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当数宽文八年（1668）大雄宝殿，天王殿，斋堂等建筑物的落成。这次营建活动获得了日本最高统治者幕府将军的捐赠，并由皈依黄檗教团的麻田城主青木重兼监督执行。此次营造活动形成的所谓“コ(ko)字型“布局（详见第二章），后来成了日本各地区黄檗宗中枢寺院建造时参考的标准模板。

宽文十三年（1673）隐元圆寂之后，松隐堂附近的区域经历了大幅改造。延宝三年（1675）用以纪念隐元的开山堂建成，延宝五年（1677）松隐堂方丈移至如今的位置，并在周遭筑墙以拱卫开山堂。同年，天王殿正面的石阶及左右的石壁完成。

遗憾的是，木庵在延宝八年（1680）退隐时并未留下绘图资料，我们只能通过稍晚时期的【万福寺伽蓝并寺领绘图（元禄期）】（1693）（图4）对当时的状况加以推测。在此图中，各主要建筑的位置与现今基本一致，但松隐堂区域、参道区域、以及天王殿之上的主体伽蓝区域是被严格区分开的。可以想见，这种布局形式在延宝五年（1677）的筑墙之时就已完成。

图4「万福寺伽藍并寺領絵图・元禄期」　长101.1cm、宽99.5cm

図4底图出自：吉田理：『重要文化財万福寺松隠堂庫裏及び裏門・東方丈保存修理工事報告書』(京都府教育庁指導部文化財保護課，2012)

2. 黄檗山万福寺回廊的修筑与总体布局的变化

回廊常被视为主体建筑的附属品，十分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山本辉雄在其著作中，对京都万福寺的回廊倾注了较多的注意力——其原因之一就是，万福寺的回廊与其总体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宽文八年（1668）的大雄宝殿、天王殿、钟楼，以及次年（1669）的伽蓝堂、祖师堂的建成，所谓“コ(ko)字型的通路空间“（见图5、即禅堂斋堂等建筑在大雄宝殿的左右对称布置，并用回廊相互连接）形成，并进一步成为了黄檗宗寺院的特征之一。这种布局在后来的仙台大年寺、鸟取兴禅寺、东京瑞圣寺等黄檗宗寺院的建设中被反复采用。

万福寺的这种“コ字型“布局持续了四十余年。元禄十四年（1701）的修理计划书《御修覆黄檗山万福寺诸伽蓝之木寄》中，万福寺专属大工秋篠家提出了修建【天王殿左右之廊下】的计划。这一计划于宝永六年（1709）付诸实施——新修的回廊与之前的“コ字型“回廊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ロ（lo）字型“布局。

如前文所述，延宝五年（1677）天王殿左右构筑了石壁，以区分内外空间。宝永六年（1709）这次的营造工程中，石壁被拆除，替换成了不遮挡视线的回廊，主体伽蓝区域和参道区域之间的隔绝感也随之被弱化。

图5 コ(ko)字型布局（红色部分）与ロ（lo）字型布局（蓝色部分）

在”ロ（lo）字型“布局完成之后的约六十年后，明和八年（1771），以隐元禅师的百年忌为契机，万福寺修筑了从开山堂到天王殿的回廊，实现了松隐堂区域与主体伽蓝区域的直接联通。自此，万福寺境内的布局已经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状十分接近。从三个区域严格隔绝，到互相融为一体，万福寺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完成这一华丽转变。如今，游客可以通过贯穿整个建筑群的回廊，遍访万福寺的各个主要殿堂，领略万福寺建筑群的严整与错落有致。

3. “三个区域“布局构想的形成与【万福寺伽蓝指图】

将万福寺境内划分为三个区域的布局形式，在延宝五年（1677）的天王殿筑墙之时就已实施完成，而在宽文四年（1664）的【万福寺伽蓝绘图】（图3）中，参道和主体伽蓝部分并没有被分割开来，松隐堂也与主体伽蓝部分通过林荫小道互相联通，并没有“独立门户“直通外界。那么，这种划分为三个区域的规划构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万福寺文华殿所藏的一副绘图资料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这份资料长期沉寂于万福寺文华殿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前来实测的樱井敏雄偶然发现。由于没有既定的名称，所以在不同的先行研究中，此图的命名也略有不同。这里姑且采用【万福寺伽蓝指图】这一称呼。

表１　「万福寺伽蓝指图」在各个文献中的名称

【万福寺伽蓝指图】以三分（9毫米左右）一单位的网格纸为基底，整体由八张同样大小的纸张粘合而成。在其之上贴有不同颜色的彩纸，用以代表万福寺的不同建筑。

樱井敏雄将彩纸分为茶色、黄土色、肌色、薄橙色四种（图6）。其中茶色的建筑包括总门、法堂、东西两方丈、禅堂、禅堂执事寮、当家知客寮、库头寮、竹林精舍、浴室、米仓、八幡宫，以及没有文字标注的侍者寮。黄土色的是佛殿及左右回廊、天王殿、斋堂、大库里，以及没有文字标注的小库里。肌色的建筑虽无文字标注，但和现状比对的话，会发现它们代表祖师堂、伽蓝堂、鼓楼、钟楼、祠堂、甘露堂、山门、开山堂、寿藏、通玄门，以及米藏和东西两方丈背后的诸多寮舍。最后，薄橙色的是舍利殿和松隐堂周围的寮舍。

　図6　　「万福寺伽藍指图」中彩纸的种类　           图7　「万福寺伽藍指图」中的不同区域

图6、7 底图出自：桜井敏雄、大草一憲：『黄檗宗寺院の伽藍計画に関する研究-法雲寺の建築と伽藍計画を中心として』（美原町教育委員会,1983）p53

樱井敏雄认为这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万福寺的第一至四期的规划方案。他给出的解释为，茶色的建筑基本都在宽文元年到宽文三年（1661-1663）建立（但也有例外——米藏为宽文五年（1665）、八幡宫为宽文七年（1667）建立）。黄土色的建筑均为宽文八年（1668）建立。肌色的重要建筑，建立年代分别为钟楼（1668）、伽蓝堂和祖师堂（1669）、祠堂（1674）、山门（1678），在黄土色的建筑之后（不过例外为寿藏、通玄门、甘露堂——它们都在宽文三年到五年（1663-1665）之间建立）。橙色的建筑则包括舍利殿（1667）和延宝五年（1677）转移到如今位置的松隐堂方丈等。

不同于樱井先生的解释，滨岛正士将彩纸分为茶色、黄色（对应前文的黄土色）和白色（对应前文的肌色和薄橙色）三种。并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作图时已经完工的建筑（茶色），施工中的建筑（黄色）以及次期规划中的建筑（白色）。

这里不同颜色建筑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姑且按下不表。仔细观察图纸的话，我们会发现，两位学者都忽视了一点。这张图上除了上述的建筑物之外，还有蓝色的细线条将画面大致分为六个部分——除了左上角和右上角的“山”区域以及右下角的“太和田村”区域，另外三个区域正好对应主体伽蓝区域、参道区域、松隐堂区域（图7）。

考虑到【万福寺伽蓝指图】规划图的属性，可以想见，此图绘制之时，三个区域的布局构想很可能已经成型。

四、【万福寺伽蓝指图】的绘制时间

那么，【万福寺伽蓝指图】到底是什么时候绘制的呢？如同对此图内容的解释一样，诸位学者意见也并不一致。樱井敏雄以图中禅堂的侧柱位置与现状相差2.4尺为理由，判定此图绘制于禅堂完工之际的宽文三年（1663），但实际上，施工现场对设计方案做出微调是很常见的事情，以此判断图纸年代的理由并不充分。吉田理认为，图中通玄门（1665年建立）的平面与现状不符，所以此图的制作年代不会超过宽文五年（1665）。不过，延宝三至五年（1675-1677），通玄门所在的松隐堂区域经过了大幅度的改造，如今的通玄门遗构可能并非是1665年建立的那一个。

判定【万福寺伽蓝指图】的具体绘制年代，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图中的三个细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一窥谜底。它们分别是左下角的署名捺印，天王殿的平面构成和舍利殿的建造情况。

首先，万福寺伽蓝指图的左下角有青木甲斐守、黑川丹波守的捺印（图8）。其中青木重兼（1606-1682）为麻田藩主，宽永三年（1626）八月就任甲斐守。明历二年(1656)皈依寄居大阪普门寺的隐元，万治三年(1660)被隐元赐予道号【二木】。青木在宽文七年至八年（1667-1668）的黄檗山万福寺大雄宝殿的建设工程中担任造营奉行，并于黄檗山中构筑不二庵驻场监督。宽文十二年（1772）辞官退隐。

黑川正直（1602-1680），庆安三年（1650）就任长崎奉行，次年参与了招请隐元赴日的行动。宽文五年（1665）卸任长崎奉行，改任丹波守。宽文八年（1668）捐资建设万福寺钟楼。宽文十年（1670）辞官。青木、黑川两人同时在任的时期为宽文五年到十年（1665-1670）之间，因此【万福寺伽蓝指图】的作成时间也应该在这一区间内。

图8 【万福寺伽蓝指图】捺印     图9 【万福寺伽蓝指图】中的天王殿

另一个线索是天王殿的平面构成。对比万福寺伽蓝指图中的天王殿（图9）和现在的天王殿遗构（图10），可以发现两者的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异（指图中的天王殿前方没有设置前廊）。天王殿在建成之后并没有大规模重修的记录，并且，根据万福寺文华殿所藏的另一幅绘图资料【万福寺伽蓝并寺领绘图（宽文期）】（1671-1674绘制，图11），可以确认宽文八年（1668）建立的天王殿结构和当今的遗构结构基本一致。依此可知，宽文八年（1668）营建时，天王殿并未按照【万福寺伽蓝指图】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此图应制作于宽文八年（1668）之前。

图10 万福寺天王殿平面构成          图11【万福寺伽蓝并寺领绘图（宽文期）】中的天王殿

最后，我们可以在【万福寺伽蓝指图】中发现舍利殿的身影（图12）。宽文六年（1666），后水尾法皇赐予隐元佛舍利，同时赐予黄金，助其建造舍利殿。次年（1667），舍利殿落成。《隐元全集》中相关记载如下所示。

图12  【万福寺伽蓝指图】中的舍利殿

　　『隠元禅師年譜』

　　　　寛文六年丙午

　　　　…六月廿九日、太上法皇以佛舎利五顆貯以宝塔賜師。師忻歎不已。命衆備香花旙蓋、迎置松堂。又賜

　　　　金敕建舎利殿。師作記頌進謝。皇情大悦。

　　　　寛文七年丁未

　　　　…六月十九日、舎利殿告成。有拈香法語。

　　隠元語録『松隠三集』

　　　　「舍利殿落成歌 有序」

　　　　歳丙午季夏念有九日

　　　　太上皇帝降賜牙舍利五颗貯以金塔 至山永鎮松堂…

　　　　上皇所賜 必須另建一殿珍藏 庶四众瞻礼 以增勝福余 為此盛夏之際 未易挙動 候来年春夏之間可

　　　　也 衆唯唯而退 迄今季春 択吉起工　於初夏十二日上梁  至季夏観音大士誕日楽成 恭請舍利宝塔

　　　　登殿安座訖 同諸禅德奉経祝…

根据松隐三集的记录【上皇所賜 必須另建一殿珍藏 庶四众瞻礼】可知，舍利的下赐为建造舍利殿的直接原因。那么，对于隐元禅师来说，舍利的下赐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事先可以预知的呢？

木村得玄在其著作中，记录了隐元与后水尾法皇的交往。宽文三年（1663），法皇通过龙溪禅师向隐元问法，此次问法中，隐元回示的法语得到了后水尾天皇认可，次年（1664）四月再次通过龙溪向隐元问法。宽文六年（1666）法皇赐予隐元佛舍利，宽文七年（1667），法皇嗣法龙溪禅师，取僧名为圆净道觉。

隐元和法皇的交流开始于【舍利下赐】的三年前，但两者并未直接见面，而是通过龙溪传达禅语。另外，在【黄檗和尚太和集】中，对于法皇将毕生所供的佛舍利送给自己这件事情，隐元的评价为“不思议”。

　　隠元語録『黄檗和尚太和集』

　　　　　太上皇帝発無上心 将平生所供佛牙舍利五顆貯以金塔高二尺許 賜予鎮寺以福天下後世 其聖意真

　　　　　誠又不可思議者也

由此可以推测，舍利下赐更应该是一个偶发事件，而舍利下赐之后，舍利殿的造营才可能能纳入规划。所以，此图的绘制时间至少要晚于舍利下赐的时间（1666年6月）。

综合以上三点线索，此图的绘制时间应该在宽文六年（1666）到宽文八年（1668）之间。换言之，万福寺三个区域的规划设想，也大致成型于这一时期。

结语

与如今不同，在万福寺初创的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初期，万福寺境内的主体伽蓝部分，松隐堂，参道三个区域曾被明确地区隔开来。这种布局在延宝五年（1677）得以实施，而宝永六年（1709）和明和八年（1771）的回廊建设，使得万福寺境内的三个区域逐渐融合。

万福寺文华殿所藏的【万福寺伽蓝指图】中，明确的体现了将万福寺境内划分为三个区域的规划构思。不过对于这幅图的制成年代，各位学者众说纷纭。笔者通过此图的捺印、天王殿和舍利殿三个线索，斗胆推测此图的制成时间为宽文六年（1666）至宽文八年（1668）之间。也就是说，在万福寺“三个区域”的布局真正实施落成的十年前，相关的规划就已经出现。